在这里再次介绍一下夏伟，他是现任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同许多我们这个系列的受访者一样，夏伟见证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剧变。他的经历颇为有趣。在本科期间，他师从费正清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并在间隔年前往台湾游学，在总统府和蒋介石一起喝茶。他在 1970 年代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作为《纽约客》、《纽约时报》和《纽约书评》的作家，亲眼观察了 80 年代的中国，并与中国民间社会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身处于八十年代让夏伟意识到，在中国政治的铁板一块之下，隐藏着中国社会的潜在能量，充满矛盾和潜力。他日后参与制作了权威的天安门纪录片《天安门》，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离开新闻界后，夏伟曾经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

这篇文章讲述了夏伟作为一位“中国通”的早期成长经历，包括他祖父在晚清时期去湖南长沙协助开办现代医学院、他与费正清学习的往事、在台湾和蒋介石喝茶、在中国访问时被关在窑洞里，以及被印尼共产党驱逐出境等诸多故事。从历史的维度上讲，那其实并不是个太遥远的年代，许多当世者都经历了60、70年代。我从夏伟的故事中，听到许多与现世的回音和押韵。

本期提纲

• 长沙、塔希提和台湾

• 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警钟

• 人在台湾，梦在北京

• 费正清和斯诺

• “干掉美国！”

长沙、塔希提和台湾

你和中国打交道一辈子，有没有一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时刻？

那应该是我和白芳结婚的那一刻。我一直都是一个从学术和新闻角度出发的老外，试图从外部理解中国。但是白芳是中国人，有她在，我和中国的整个化学反应都变了，我们是个中国大家庭，有很多中国朋友。这是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合二为一的瞬间。

我很想了解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关心中国？如果我们尝试在家庭和成长经历中寻找答案，能跟我们讲讲你的家庭吗？

我的祖母是加拿大人，祖父是医生。尽管我不认为这对我有特别深远的影响，但我的祖父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1906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了“耶鲁在中国”（Yale in China）计划，与我的祖母一起去了中国长沙，帮助耶鲁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西方支持的医学院。后来我祖母在长沙怀孕了。她有严重的孕吐，所以他们就回美国了。这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原来你父亲的生命始于湖南，也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他们后来回美国，我父亲是最终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过在我家里还有一些中国的老东西：碟子、一个可以变成油灯的明代花瓶，等等。

我到哈佛读书的时候其实有点不知所措。当时我姐姐也在哈佛，我想和她一起上课。唯一符合我们俩时间表的课程是由费正清（John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和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的“社会科学101”。这门课每天都在哈佛燕京学社上课，参考资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因此学习的时候，我周围都是中文、日文和韩文书籍。我常在书架之间学习，想着这些书都在说什么。第二年我选修了中国哲学课程。这时候我决定做一件厉害的事情：学习中文。于是我和几个朋友花100美元买了一辆没有地板的别克车，开去加州，去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但效果不好，没什么收获。

我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又做了个决定：辍学去台湾，到那里学中文。我打听到了一艘挪威货运公司从旧金山到塔希提的船，一听到船靠岸就跑到船上，找到船长，问他，你能带我吗？我说我曾经在挪威交换，他听过我住的那个镇子，答应让我上船。于是我开始在船上工作，每月赚50美元。

这是一艘老货船，上面有十来个乘客。有一个人常常来到厨房和我聊天。有一天他说，既然你要去这些有趣的地方，该写点东西。我说，怎么写呢？他说“写就好了，然后给杂志或报纸寄你的文章，看他们会不会发表。”

当船抵达塔希提，我就下船去找一位在二战后住在这里的叔叔。我去了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对面是塔希提主岛。我写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当地的一个小剧院，两根柱子撑着一个茅草屋顶，剧院的四面有三面都是开放的。那是一个迷人、可爱的地方，他们会放一些无声的法国电影。那是我写作的开始。

你当时是个好作家吗？

我是个糟糕的作家。我在大学时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写作，直到我开始为编辑工作，我才开始真正的写作，而不仅仅是为一些七七八八的教授写作文。我的经历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那就是写作和其他手艺一样。有些人生来天赋异禀，但这种人很少。你必须学会​​如何思考、写作、编辑，并坚持下去。同时，为读者写作于学术不同；学术写作基本上是没有读者的，甚至你的教授也不想读。我喜欢为《纽约书评》和《纽约客》写作，因为我可以写想写的东西。他们有很棒的编辑，而且不会预先规定框架，可以自由地写。

确实很多时候，作家只是在填补主编的提纲。

有些编辑有特定的需求。如果你为《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撰稿，尤其是写专栏文章，就必须符合他们前后的内容。你需要一个钩子和所有其他惯例，我很了解他们的套路。在这种限制下确实有一些精彩的写作，但更大的乐趣是能够自由发挥，而且有自己的逻辑。

你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纽约律师，显然他对你的影响是很难忽视的。而你的母亲虽然从未有正式工作，但她也相当活跃，担任过几所学校和慈善机构的董事。你能谈谈你母亲对你的影响吗？

我父亲是一位低调的人，完全不自我标榜或浮夸。我的母亲非常关注全球和政治问题。50年代让她关注的一件事是氢弹测试，这些测试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她还对纽约刚刚兴起的现代艺术圈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她投身于进步教育事业（progressive education），因为她有三个孩子，我们都在上学。她去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开始写作，那是她的梦想。慢慢地，她将参与政治活动和写作的理想传达给了我们。她和一位著名导演合作，制作了一部非常出色的关于越南的电影，叫做《猪年》（The Year of the Pig）。她还非常反对越南战争，甚至组织了一次抵制泛美航空公司运输军用货物的活动。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里一直在进行这些活动，这确实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我哥哥（Jonathan Schell）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多年来为《纽约客》杂志撰稿。所以，我们整个家庭深受这些影响，整个家庭在很早的时候就对国际问题产生了兴趣。

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警钟

你父母和柯乐博（Edmund Clubb）是好朋友，他是1949年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北平总领事。

我确实记得柯乐博。我的父母和辛顿家族（Hinton family）也是好朋友。祖母​​卡莫丽塔·辛顿（Carmelita Hinton）创办了帕特尼中学（Putney School），这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我的哥哥和妹妹都在那儿读书。她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她的儿子韩丁（Bill Hinton）是《翻身》的作者，也是少数在共产主义接管后能够留在中国的美国人之一。他在50年代离开中国后保持了和中国的联系，成为了斯诺（Edgar Snow）一样的中外左翼桥梁。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就是他帮助安排的旅行。

他的妹妹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Sid Engst）在北京郊外经营一个乳品公社，他们从未回家，是彻底的强硬派、毛主义的真正信徒。还有一些像沙博理（Sidney Shapiro）这样的左翼分子留在中国。这段历史很有趣。能够留下来的代价是你必须同意官方的观点，他们当然都做到了。 

寒春是核物理学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 

我认为她出于理想主义去了中国。当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我确实见到了她和她姐姐吉恩·希顿（Jean Hinton），也是我家里的朋友。通过她，我加入了那次中国之旅。所以我们家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仅在商业界，还有在知识界和艺术界。我们在一个非常开明的家庭中长大。我不能说我们总是对的，但我们对各种事物都感兴趣。 

你当时中国之行的经历后来发表在了《纽约客》里。那次旅行中，你体验了大寨公社，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但这些行程很多都是“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代表了共产党想要给美国人展示的一面。那甚至都称不上是他们最好的一面，而是从未存在过的一面。 

当时我在为《纽约客》写作。当我到达那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是左翼分子，对我的出现他们感到很不安。中国人也不满意。一些组织这次旅行的左翼分子想取悦中国人，他们开始指责我是CIA间谍。

这一切在大寨开始爆发。我被锁在我的房间里，他们不让我出去。 当时我遇到了一位很棒的医生，他显然是被插队，被下放了，负责当地的果树养育。我问他是否可以跟他一起去田里，他说可以。然后我被告知，不，你不能跟他去，你必须留在你的房间里。他们不想让我到处乱跑、和人交流，认识那些被下放到大寨的知识分子。 

你是第一个被中国共产党软禁的西方记者吗？

肯定不是，但我当时确实很害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美国同僚也不为我辩护。那时我和寒春的丈夫阳早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每晚睡前都会读一章列宁文选。 我开始写假明信片给虚构的人，说这里很美妙、革命非常成功。我把信放进邮筒，因为我知道大寨的共产党官员会读所有东西，我想尽量安抚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列宁主义国家及其控制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我记者的身份，我从“友好”类别跌落到“敌对阶级”类别。我曾经为福特基金会工作，在他们看来，那是等同于政府机构的组织。我害怕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对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在台湾待了两年，还谈过台湾女朋友。但在这次旅行中，我感到被完全排斥。

这是美国的有趣之处，许多机构对彼此是开放的。我猜这让人们误以为既然你是福特基金会的雇员，那就是中情局特务。 

我不是特务，但有时会问一些让他们尴尬的问题。在大寨的时候，我和一些年轻人在田间劳动，结束后当我走到下一个村子，结果马上就有辆共产党的车接我回去并责怪我。那趟旅行的美国人希望每个人都闭嘴、友好，不要激怒共产党。我并不是‘不友好’，但我会问问题、试图见人、去各种地方，不想只是坐在那里学习。 

但是你的美国同伴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学习。

非常认真。他们想通过认真的态度来展示真诚友谊。我更感兴趣亲眼看到真相。那时候，我们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走，听一些所谓“简单的介绍”。他们不停地说有多少斤高粱、多少亩地。

后来我们知道这些数字都是捏造和夸大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饥荒，却仍然报告创纪录的粮食产量。

其实当时我们就知道了，这些数字都毫无意义。那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警钟。我离开时很疑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无法与中国人建立任何联系？当时我很困惑。我不太明白，但我知道有些不对劲。人们通常不会那样行事。那是第一次在水中看到刀光的感觉。

人在台湾，梦在北京

在哈佛，你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你觉得这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

我认为这非常偶然。有时候，最微小的事情会让你走上不同的道路。回想起来，进入那门社会科学101的那一刻，我就被深深吸引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他们给我的朝代顺序表。那些王朝让人眼花缭乱，尤其是辽和金之类的小朝代。

我无法亲身前往中国，但这让我对中国更加痴迷。我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我去过几次西藏，西方人对西藏如此着迷的原因正是它的不可达性。1904年，荣赫鹏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带着一支军事探险队从印度出发，艰难地进入了拉萨。探险家们都受到那种愿望的驱使，去探索难以企及的地方。

我对中国也有那样深深的感受。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报道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的时候，我常常去找到各地的中国大使馆，敲门进去，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入中国。我记得在台湾，当时外国学生不多，但其中有一个加拿大人，他居然去过北京三天，我觉得他像去过麦加朝圣一样。我写过关于在台湾基隆海滩的经历，晚上和台大的室友一起睡觉，听着从台湾海峡对岸传来的广播电台，梦想着有一天能到那里。

北京是你的麦加吗？

我想是的，因为它是一个如此有历史底蕴的地方。我家里有一些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有一本是亚当·霍赫希尔德（Adam Hochschild）送给我的，他父亲在1922年去了北京。当然，我那时不知道北京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正是因为无法到达，我才更想前往。

你在斯坦福度过了一个夏天，然后搭乘一艘挪威货轮去塔希提，在迷人的太平洋之旅中，写了一篇关于塔希提电影院的文章。然后去了台湾，与蒋介石喝茶，在台湾海峡对岸的海岸上听广播。 

我记得飞往金门的时候。当时我联系上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编辑，他建议我写一些小专栏。我非常感激，因为有人想读我的文章。那之后，我就可以跟别人说“我在为《波士顿环球报》写专栏”，然后人们就会和我交谈、接受采访。我成了一名记者，突然可以四处走动并被认真对待。我到了印度支那和越南，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事网络，遍布老挝、越南和泰国，在柬埔寨有少部分。有了证件之后你可以随处飞行、乘坐直升机、住在军事基地。我有时是与越南人一起，但主要是美国人。所以我进入了一个能够让我报道战争的系统。

在台湾，你拿着写着“Orville Schell”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证，这为你打开了总统府以及美军军事基地和不同国家的大门。

是的，这是《波士顿环球报》给我的一份大礼。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给了我一张通向未来的车票。这让我觉得我有资格请人们与我花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带我去各种地方。 当然， 我的哈佛背景也有很大帮助，因为台湾需要美国。当时台湾仍然处于戒严状态，有点像现在的中国。 我遇到了《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始人雷震，但后来被关停了。 

人们很容易忘记北京和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有来自全球各地风格的建筑和外国人。

那时候，我的书架上有很多关于30、40年代传教士的书。我的教授费正清和他的妻子当时住在北京，与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很好的朋友。我和他们的儿子梁从诫非常熟悉。我记得和他一起去梁启超墓地的情景，有一种历史的完整感。

那时台湾的外国人很少，有一个叫“反攻大陆救国团”的组织。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安排我去总统府。我经常去，和蒋介石喝茶。我几乎听不懂他说话，因为他有很重的口音。我还有一张和他的合影。

蒋介石是个怎样的人？

他非常冷漠。他更加克制。他应该很感到屈辱，困在这个小岛上，跟像我这样的人一起梦想着去北京。我在台北结交了一些三轮车师傅，他们都是从山东来的老兵，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我喜欢他们，因为我能听懂他们说的北方话。而且他们身上有一种质朴的气质。

台湾是一个奇特的案例。它在多个方面展示了另一种中国的可能性：政治制度、文化、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世界观。你当时对台湾的感觉如何？我记得你写了一些关于对台湾当局的专制感到沮丧的文章。 

台湾当时非常专制。我一直对专制有一种深深的反感，并曾给约翰·肯尼迪写信说，我们怎么可以支持台湾这个专制政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台湾有点“轻度专制”，它肯定不是民主的。 我一直很好奇中国是否可以有另一条的发展道路。 

费正清和斯诺

你上面提到，你和导师费正清都与梁思成家的关系很好。

是啊，很让人难忘的回忆。梁思成试图拯救北京的整个故事都非常令人惊叹。你读过的作家、导师、同事——他们对一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你会想象他们的生活。比如我会想象费正清在30年代生活在中国的胡同里、与埃德加·斯诺会面的样子。费正清是个很好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小木屋里，他那座房子可能有300年的历史，哈佛没有其它这样的地方。

在哈佛，费正清经常举办茶会，邀请他的研究生们参加。那时虽然我只是本科生，但他也会邀请我。他关注我，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作为老师，费正清很严格，会布置大量的阅读书籍。他为人正派，非常低调，很像我的父亲，并不自以为是。

听起来他在哈佛对你来说几乎是一位父亲般的人物？ 

他是每个人的父亲；他是美国的中国研究之父。许多后来在研究和写作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人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如此谦逊，却培养出了如此卓越的一代人，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那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时代。我一直告诉我儿子们，记住，现在你们正活在历史里。 

你还在哈佛见过埃德加·斯诺？他本人是怎样的？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美国人之一了，因为他写了关于毛泽东的书。 

那本书是一部非常好的传记。没有其他人像他那样深入探讨毛泽东与父亲以及他父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毛泽东的反叛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所有关于毛的书籍中，这是最具洞察力的一本。

在我去伯克利之后，我创办了一个叫“太平洋新闻服务”（Pacific News Service）的机构。我邀请斯诺加入团队、为我们写作。我们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欧洲人，而他当时住在瑞士。在哈佛的时候，我有一种深厚的同僚感，费正清是核心，并精心主持着这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有些人从事政治、经济、哲学、艺术，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吗？你现在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探讨中国。你是否在有意或无意地把费正清作为你的工作榜样？ 

是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现在意识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在伯克利也再次体验到了这种感觉，那里有一群人杰出的高级教授，比如列文森（Joseph Levinson）、魏克曼（Frederick Wakeman）等人。 现在的大学没有那种感觉。我一直想以某种方式重现那个世界。在我担任院长时，我通过邀请和聘请有趣的人来讲课，或多或少实现了这一点。这源于我们对大学的构想，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可能也是专业化诅咒。现在对中国的兴趣如此多元，人们专门研究安全、气候变化或早期党史。但当人们更多专注在细分领域时，很难有那种具有广泛号召力的人出现。 

从二战中走出来的那一代人有真实的世界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外交官或是军人，因此以非常有机的方式接触过中国或日本。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本人就是日本混血，这些人是真正经历过现实世界的人。我当年在哈佛可以接触到许多在战争前就与中国有外交经历的人。 但如今学术圈追求终身教职，需要依靠研究福柯或德里达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问题。你失去了许多通过现实经验、不靠学术体制来回答问题的人。在我看来，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大悲剧。并不是说现在没有好文章或者有趣的教授，但如果你现在环顾四周，已经没有那种像太阳一样让行星环绕的人物。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老旧的模式，但我还是有点怀念它。 

“干掉美国！” 

离开台湾之后，你直接去了印尼吗？ 

我从哈佛一毕业就去了印尼。我本科时有个中法混血的室友，他住在印尼。我和他一起去印尼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非常喜欢印尼，所以想回去。毕业后我申请了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资助，结果后来发现是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要求我我花一个夏天撰写福特基金会在印尼的项目历史。我去雅加达工作，在那里的第一年只是学习印尼语，没做别的事。

当我开始在福特基金会工作，正好是印尼总统苏加诺愈发亲共的时候，印尼共产党正在通过组织反美运动来支持他。这导致了所谓的“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军方接管政治，10万华人被杀。

我当时很天真单纯。城里几乎每天都有反美示威游行，尤其是美国大使馆外面。我喜欢出去走动、和人们交谈。后来我遇到了印尼两个共产党之一的领导人，他会来我家，我们用印尼语进行长时间的激烈讨论。有些日子他会来福特基金会找我，拍着桌子大喊“打倒马来西亚”、“打倒美国”之类的话，我的老板会非常紧张。

我问他，你能不能带我去乡村看看共产党是怎么组织的？他说他试试看。一天，他进来说，我已经安排好了，带你去乡村看看，但你必须先到党总部去见我们的领导，他们已经批准了这件事。就这样，我的司机开车带我去了雅加达的一座旧荷兰殖民建筑。我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是一张长桌，一端挂着列宁的画像，另一端是马克思的画像。桌子周围坐着20个人，脸色阴沉，看起来不太友好，并率先发问：“你是谁的间谍？为谁工作？”我想，完蛋，我有麻烦了。我说我不为任何人工作，我在福特基金会工作，只是我个人很好奇共产党如何组织农民的。看情况不对，我马上说“很抱歉打扰了”，然后我就跑了出去。回到车上，共产党并没有阻拦我，但我知道麻烦来了。我整夜未眠，等待报纸出版。当报纸出来时，我记得《东方之星》（Bintang Timur）刊登了一条大标题，上面写着：“赶走福特基金会代表”。我惹了个大麻烦。

第二天早上的办公室里乱做一团。这本是我老板的地盘儿，但他也没办法了，所有人都在被驱逐出境，甚至包括联合国办公室，街上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坐在福特基金会办公室前面，观察和报告是否有示威者冲进来。一天，示威者和卡车一起开进来了，我马上跑进去报告老板。他说，回去坐在街上。突然，办公室的灯都灭了，示威者爬上屋顶切断了福特基金会的电缆。

那篇文章出来后，我的老板说，“我要你今晚就坐飞机离开。”那时我有一栋房子、五个仆人，有整个世界。但我必须离开。就这样我到了伯克利。

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有一定的左翼政治立场，同情东方和共产主义。部分原因是东方的神秘感，也源于他们对美国政府的失望。

我们要记得，当时正值越南战争，大量知识分子对美国政府感到疏离，整整一代人都很失望，也包括我。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美军如何进行地毯式轰炸，使用2,4,5-T毁坏数百万英亩的丛林，但毫无进展。

按理说，你们是美国国内对的反战人士，而印尼共产党却选择驱逐像你这样的美国亲左力量。

对他们来说，我还不够“左”。我是“左派批判者”，不陪他们玩“友好”的游戏，不会只说好话。我记得我去上海第一监狱的时候，看着那些人在工厂里工作，我心里就在嘀咕：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反革命？我说的话在那个礼貌和顺从的环境里，显得有点粗鲁。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不是傻子，已经见过一些事情，而许多左翼学者缺乏现实世界的经验。

确实，如果只是从学术书本里学习现实，跟一个曾经工作、生活、听故事和日常餐间交流的经验相比，是很不足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运动唯一的好处。他让知识分子去乡村，很多后来很多人把它视为一次唤醒的经历。当然，“上山下乡”是异常残酷的、不必要的、专制的，但它确实以一种更有机的方式将人们与他们的社会联系起来。我当然不认为文革是合理的。毛泽东一直讨厌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只懂书本，因此他劝人别读太多书，尽管自己读了很多书。当他在北大图书馆时，他就很反感这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们瞧不起他，他没有地位，但自视甚高。我想他感到羞辱；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人确实可以很傲慢。我认为这触及了理解中国其领导人、毛泽东、习近平等的一个根本问题。

当你回到美国后，你觉得在这段经历之后你有什么改变？ 

当我从印尼回来并来到伯克利时，我仍然觉得无论中国是什么，我们都应该与之打交道，尝试互动。我在伯克利加入过一个小组，经常坐在斯普劳特广场，分发写有“承认中国”字样的徽章。我当时并不特别喜欢台湾，因为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推荐阅读

Edgar Snow, 1937, Red Star Over China

Orville Schell, 1977,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关于我们

百京饭店是一档中英文双语的口述历史节目，我们在这里讲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故事。我个人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专注于收集外国“中国通”的口述历史，尝试重现和理解过去以及当下。这里的素材取自我个人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

得名“百京饭店”，是因为“北京饭店”在共产主义时期曾是专门用来招待外宾的酒店，是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窗口。而我们也透过这里，重新观察老外的故事和经历。歪字称为“百京”，这来自对北京侃爷的调侃。发在Substack上面，欢迎你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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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摄于2024年3月，林老师家后院的桔子树前

去林培瑞（Perry Link）老师家，让我体验了一把加州夜路。

从湾区到洛杉矶，大概是五百多公里、六个小时的路程。我其实是个挺娇气的人，尤其在开车的时候，很留恋沿途的风景，不喜欢一次开太久，一般超过三小时的车程我就想要订酒店、隔夜再开了。然而我想起上次在斯坦福开会之后，已经年近八十的林老师居然晚上八点钟开车回洛杉矶，半夜两点钟到家，为了第二天给学生上课。如果林老师都做得到，我也一定做得到。就这样，我租了一辆本田Zipcar，音响里放着提前下载好的林老师的美国之音采访及侯宝林的相声，开上了加州的夜路。

一条直路，油门到底。在打了无数次瞌睡之后，终于半夜到了洛杉矶。

林培瑞老师是一位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他与中国的渊源是从哈佛本科时候就开始了，费正清、傅高义教授都曾经是他的老师。在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访美时，林老师做过“乒乓外交”的翻译，属于美国多年来接触中国最资深的一批人。

林老师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围绕汉语文学，但他最出名的事业还是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自从80年代开始，林老师的生活就与中国的人权与民主紧密联系，说他是与民主运动关系最紧密的外国人都不为过。在六四前后，他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驻华代表，结交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和80年代的一代民主偶像、中科大副校长、物理学家方励之关系密切，并保护方励之一家逃进美国大使馆。多年来，他一直在参与海外的人权组织，比如亚洲人权观察、中国人权、维权网等等，并且经常翻译海外知识分子的文章。因为他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人士，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无法入境中国了。

林老师的个人故事可以说就是半部海外民主运动的历史。2001年，他和哥大的黎安友教授一起出版了《天安门文件》，轰动一时。2008年，他因为《零八宪章》的契机认识了刘晓波，并成为了《零八宪章》的英文翻译，见证了零八宪章发展的经过。202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没有敌人》这本刘晓波的权威传记，记录他的一生。

当然，政治也只是林老师人生故事的一方面。他也有许多有趣的见闻。比如他是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唯一一个外国徒弟；和张爱玲有书信往来；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经是林老师在UCLA的学生。

希望你喜欢这集。

本期目录

• 一封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 “我们这次饶了你”

• 奥克森伯格之怒和小刘的大刀

• 保护方励之

• 反思六四记忆

（获取本期播客，请在各海外播客平台搜索“Peking Hotel”）

一封寄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您之前写过一本《北京夜话》，里面记录了您八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些对话，比如和戴晴和北岛。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八十年代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

80年代初，我在中国做关于伤痕文学的研究，主要接触的是作家，包括王蒙、谌容、张洁、从维熙，还有北岛。到了88、89年，我在北京工作，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交换学者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工作需要，我接触的知识分子更广泛，从写诗的到天体物理、社会科学。我发现，他们不管自身学科，那时候都很关心中国的命运，动不动要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文化怎么办。以后知识分子讲这些问题没那么多，可是那时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知识分子跟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有点像，讲买房子、小孩上学或者买股票，不问那些大本大源的问题。当然现在美国政治分裂，也有美国知识分子开始问大本大源的问题，但是不多。80年代末在中国问的很多。

与79、80年接触的作者稍微不同，那时非常令人兴奋，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都说，我们要解放思想、开门走自己创作的路。而且像《人民文学》、《收获》、《广东文学》这些文学杂志销路增加得很快，很多人谈，比如当年在《广东文学》发表的一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妻俩，57年的时候被分散，女的等丈夫从乡上回来，等着等着，听说他死了，很难过、改嫁了人。过几年那丈夫回来了，他没死，然后最后的punch line是：我应该怎么办。故事很简单、很情绪化，中山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讨论这篇小说。那时候感觉就像是雨后春笋一样，非常令人兴奋。经过了整个八十年代，到了88、89年，已经建成了一些东西。

当时哪些人对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王蒙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不单是在中国见过面、访问过他，他喜欢相声，有幽默感。我也喜欢他的一些短篇。大概1981、82年，我在UCLA教书时，他到美国来参加Iowa的写作班，中途在洛杉矶停留，在我家住了四天。我们那次谈了很多，他希望我翻译他的小说，我也很有诚意地听，尽量做。

吴祖湘对我的影响也相当大。以前没有太多人知道他，夏志清先生发现他的短篇很精彩，写到了《中国小说史》里，我读了觉得很精彩。我去访问老先生跟后，很喜欢他。他后来到美国来，大概是82、83年，也到我家住过几天。我们关系很好，一直到现在我的《现代中国文学》课里都会让学生读他的短篇，非常好。

谌容的《人到中年》那篇，我当年非常喜欢，后来在美国也让学生读。她指出了一个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女眼科大夫，上午一直动手术，中午跑回家给丈夫孩子烧饭，下午又回来开刀，一直工作到最后垮了，以此来说明当年女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很喜欢，因为很说明问题。

您当时好像还认识冰心？

冰心没认识。冰心在89年3月签了知识分子支持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联名信，希望能大赦政治犯，把魏京生和其他人放出来。冰心是33个文艺界知识分子之一，我吃了一大惊，她已经90多岁了。没见过她本人，但读过她一些小说，也教过一些。

这公开信是怎么回事？听起来挺有趣的。

当时总共有三封公开信。

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寄了一封信给邓小平。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到我这来，我有件事情你会感兴趣。”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抄了三遍，因为当时没有影印机。一个寄到邮筒里，寄给邓小平，“党中央邓主席收”。一个是给一位中国学者，他好像是在合肥认识的。第三封信给我。那时候我跟方不熟，可是他知道我是美国科学院的代表。

最初，我是通过我的朋友Orville认识的方励之。我88年刚到北京，乔冠华的妻子、洪晃的母亲章含之在胡同四合院家里办中秋节晚餐，Orville带方励之、李淑贤和我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方励之。我对方励之的最初印象是他话不多，幽默感很好，说话机灵俏皮。

88年11月，《纽约书评》主编Robert Silvers来北京。当时，《纽约书评》是全球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杂志，Silvers去世后有点下坡路，但仍然很好。Silvers是老左派，但对苏联和中共感到失望，希望见方励之。Orville让我带Silvers去见方励之。我们和方励之聊了一个晚上，Silvers印象很好，马上邀请方励之写文章，让我翻译。方的第一篇文章在《纽约书评》上发表，题目是《中国的失望和中国的希望》。Silvers很喜欢，很多读者开始关注方励之。

那时候1月6号这封信，我一看，写的是现在是建国四十周年、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这个时候很适合大赦，让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出来。我马上问他：“我能不能翻译给新闻界？”他说可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就这样，我翻译给了新闻界，第二天美联社和很多外媒登了报。

消息也在中国知识分子里传开了。传开之后，我记得是33个自然科学家想支持他，许良英是其中一个，许成钢的父亲。他们自己登了封联名信，支持方励之的信。大概两三周之后，北岛和冰心带领文化界也搞了一联名信，我记得可能是42个人，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最后总共有三封信。这些发展是八九春天一切事情的序幕。当然，胡耀邦过世的动静很大，可之前预备了土壤。1

您当时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怎么看待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因为有这样的petition，后面又有抗议，肯定当时整个社会也已经有一种氛围，在期待着某种变化。

我本来就指望会这样，因为我离开前，88年的春天，我安排了刘宾雁到UCLA来讲课。我跟他有很多接触。他知道我第二年秋天要回中国。在我走之前，刘宾雁叮嘱我要记日记，会有大事发生。他观察社会很有经验，那首诗怎么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他就是那个鸭（笑）。他有感觉，我没问他具体为什么觉得，但他的预感不是凭空的。刘宾雁不管在哪，在美国、在国内，都非常关注社会发展，尤其是一般老百姓或者知识分子的去向。我88年8月到北京，那三个联名信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一种蓬勃发展。

林培瑞和刘宾雁在1984年的UCLA作家会议上见面。图源：China Books Review

“我们这次饶了你”

您88年到北京是以官员身份了，不像过去作为学者来做研究。这次来有什么感觉吗？

第一个问题是住房。我们住在友谊宾馆，我和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但中方只给了一个小屋。美方抱怨说需要更大的房间，他们才安排了第二个小房间，但两个房间隔了一段距离，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大概花了一个月才落实一个合适的安排。

接着是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的儿子四岁，安排他到一个托儿所，离友谊宾馆不远。虽然他不会中文，但四岁的孩子学得很快。女儿八岁，安排到芳草地小学上学，这所学校在东城，而我们住在西城，每天坐大校车过去。

有一天，女儿回来哭得很厉害，原来是校车上的主管老师欺负他们。女儿比较胆小，没有站出来反抗，但她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就去找领导解决问题。这时我才发现中国的官僚主义非常难办，因为谁认识谁、谁能对谁说话，都非常复杂。我只是一个关心孩子问题的家长，但一个我认为比较简单的问题弄得乱七八糟，很多人来问我，你凭什么抱怨、为什么没有找某某去。于是，我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有了初步印象。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我们登记办公室的问题。当时中美之间还没有正式认可我们的学术单位，所以我们以商界名义登记办公室。我去登记时，他第一句话是“你来晚了，法律上需要在三个礼拜内登记，现在已经五个礼拜，你没有登记，犯了错误。”我问犯错误怎么办，他说写检讨。我不知道怎么写，他帮我写了，但让我签字时，我发现有些话不能同意，所以没有签。他说你拒绝签字这问题比较严重。在我拒绝签字后，他考虑了半天，说了句好玩的话，“我们这次饶了你，考虑到你有那么多孩子和家庭负担。”他知道我送孩子上学有问题。后来我就此事就此事写了一篇幽默文章。不是因为不愉快，就是觉得非常好玩。写检讨写得不对、不够快、还不承认错误，但最后因为孩子的事被饶了。

还有一次，我在友谊宾馆安排了个会议。有十几个美国官员坐飞机过来，还有二十几个中国官员，主要是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头头们，一个很大的会议。

通过这个会议，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当时有个中国助手，是科学院派来的。我发现他开会的概念跟我很不一样。我们美国人理解的开会，是跟中国官方座谈讨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了解双方的信息，安排代表团探讨合作项目，是往前做设计的一个概念。而小顾的概念是，这是个仪式，我们要说出我们的方针，让所有人认同。这种会议的形式就像三月的两会，所有设计问题都已经做好，然后去展示，像党中央开会一样。所以他预备会和我的性质很一样，it took me some time to figure that out. 会议不太成功，因为我们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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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森伯格之怒和小刘的大刀

当六四运动到来，您当时作为美国科学院的驻华主任，有什么反应吗？

到了八九春天的时候，负责这个项目的汉学家，包括魏克曼（Frederick Wakeman）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都被吓坏了，不知道该如何应对。2Oksenberg 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美关系，包括建立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当时布什总统在大使馆举行宴请，邀请了方励之，我陪方励之参加，让Oksenberg很生气。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原地别动，别跟新闻界讲任何的话，只回答“no comment”，我当然没听他的，而是把方励之被围追堵截、阻止参加宴会的全程经过都认真写了出来，发给了美国使馆的新闻处，他们发给了新闻界。Oksenberg非常生气。

六四之后，我帮助方励之和李淑贤避难。这让奥克森伯格他们更加生气，背后骂我。当时救我命的是美国科学院的最高领导普雷斯（Frank Press），他是一位科学家，非常重视人权。他告诉我，“You did the right thing”，他反对奥克森伯格的意见。说实话，我做的事情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类反应。方励之面临生命危险、请求我的帮助，我当然不能对他说“screw you”（“去你的”）。我当然会帮忙，不需要周详地考虑政治和地缘政治。因此，一边有人骂我，另一边有人支持我，我都听着，但都与我的行动无关。

当然，六四以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要决定如何应对。华盛顿给我的电报中有两个任务：尽量联系所有在我们项目上的人，劝他们离开中国；完成后，我自己也要离开。于是，从六四到六九，我用了四五天时间打电话、发电报，告诉所有学者，华盛顿的命令是我们都要离开。

我记得联系到一个在云南很偏僻地方的人类学家，一个美国人，很难找到他。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还不知道六四的事情。他说，“Why？”他不知道六四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已经过去五天，但他一直在云南的山里，还是不知道。他说，“No, thank you，我不要离开，我这里没问题”。但大部分学者都走了，五天以后我也走了。

六四惨案发生后，机构面临一个政策问题。六四那么难看，我们是彻底离开、谴责共产党，还是保持联系、找机会继续留下。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我是后者。我给华盛顿打电报说，我们不应该离开，即使离开也要尽量回到中国去，因为我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事是六四的受害者，我们离开他们会更受害；而且我们做的研究没有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我主张要回去。但是，也有很多我尊敬的人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六四太难看，不能在这个国家做研究了。大概拖了两三年，各种项目才慢慢开始恢复。

当时六四那几个月您在做什么呢？

六四以前，我基本上是在友谊宾馆观察。从清华和北大游行过来的学生纪律非常严格。他们排列整齐，一排一排地往前走，旁边的两排学生负责不让外人打乱他们的纪律。他们一边唱歌，一边喊口号，还摇旗呐喊。

那几个月从头到尾我只去过一次天安门。那是因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 Bob Geyer 想去看看，所以在五四那天我陪他一起去了。除此之外，我不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方励之。当时，由于三封联名信等事情，我和方励之每两三天见一次面，他当时已经是中国学生学潮的偶像。他劝我不要去，他说自己不去，我也不应该去，因为共产党很容易将学潮说成是美国人或CIA搞的。他说，连他这个和美国关系较好的中国人都不去，我更不应该去，不要给共产党提供这个借口，这也是我没有去的原因。

广场上的清华学生。图源：VOA

您曾经提到，六四的时候您的司机很积极。

那是六月三号的事。我们的司机小王，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一直同情学生。让我真正理解他同情学生的是在六三、六四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我当时的太太以及另外一对美国人到东城区一个蒙古馆子吃晚饭。这件事与六四无关，我们只是听说那家馆子很好，就去吃饭。小王开车，吃完晚饭回来的路上，气氛已经很奇怪了。我们上街看到老百姓面对着坦克车送花，说“你不要进城”，这些我都亲眼目睹了。

到友谊宾馆下车时，我对小王说了一句：“小王，你多保重。”他回答：“气氛很不对，我得帮忙，我得帮学生的忙，而且我准备拼命。”他说完从车座底下拿出一把很长的刀。我再次对他说：“你多保重。”但他还是去了。

士兵拿枪对准市民。图源：BBC

保护方励之

六四的时候，美国使馆不开，我带了方励之、李淑贤和他们的儿子方哲三人到香格里拉饭店，离我当时住的友谊宾馆不远。我用自己的名字订了个房间，选择香格里拉是因为楼上有CBS电视台的办公室。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去看他们，他们没离开过这间屋子，我们打开CNN，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坦克车滚滚开过。

李淑贤非常激动，她一直担心丈夫的生命有危险。自从离开合肥回到北京，他们通过一些有关系的朋友打听，他们得知高层在讨论如何处理方励之的问题，因为方励之说了很多话、名望高，学生们崇拜他。李淑贤担心“处理”的意思就是来个车祸什么的，把他干掉。这让她很害怕。所以在香格里拉的房间里，她主张我们马上去使馆。然而方励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自己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跑？此外，他原本跟李政道约了当天吃中饭，他不愿意爽约。但那天电话打不通，找不到李政道。

李淑贤打电话到北大去问她的学生情况，她越听越受不了。挂上电话，她说学生听说解放军要进北大校园，这后来没有发生，是谣言，但当时学生们相信。学生劝李淑贤和方励之好好保持生命，他们准备拼命，有石头和砖头，跟坦克车对抗，很戏剧性的。李淑贤告诉我们这些之后，方才让步，说好吧，走吧，看看能不能到使馆去。于是我打手机叫小王过来，请他把我们从香格里拉到美国大使馆。

我们进使馆后谈了大概三个小时。美国大使不在，临时大使叫Ray Burghardt，还有新闻处的McKinney Russell，再加上我、李淑贤、方励之、方哲。美国外交官说，哪怕方一家留在使馆，法律上也不能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政治庇护只能在美国领土上申请。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难民吗，他们一踏上美国领土就可以要求政治庇护，但在墨西哥时不能，一个道理。可是外交官说，你们可以申请暂时庇护（temporary refuge），标准是你受到直接的肉体威胁，比如有人威胁你或拿枪追你。他说，按这个标准，方励之一家大概够格了。

那会儿解放军已经在美国大使馆外面了是不是？

对的，所以要不要申请暂时庇护？方励之一进来就问能不能保密，因为他不想给共产党借口说是美国人惹的学潮。外交官马上说不能，我们现在这个屋子很可能有窃听器，别人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何况使馆的大量工作人是中方安排的，所以没法保密。你们留下来，他们会知道，而且什么时候能出去，我们根本没法估计。他们还提到了几个在欧洲的历史案例，比如罗马尼亚的几位修女到美国使馆求助，住了15年都没能回去。

美国大使馆门口的中国门卫，方励之此时在使馆内。图源：Guardian

他们建议我们申请签证，然而我觉得这并不实际，因为有签证又有什么用呢？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到机场。我们还是填了表，填完表之后，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坦克人”（tankman）的镜头。我们瞪大了眼睛。透过使馆的窗子，我们看见军车开到街上，向天空开机关枪，大概是为了吓唬还在领馆区的外交官，赶他们离开。那天晚上很多美国人和外国人跑到北京机场，包括我的家人。他们从友谊宾馆到机场，说秩序乱七八糟，排了很长的队，最后坐了一架商业包机抵达香港。

反正谈了一个下午，方权衡利弊后，跟我说，咱们走吧。所以我带他们离开了，去了建国饭店。我的老同学Jay Matthews去上海报道六四的后续，临走前给我留了他的酒店钥匙，说我会用得上，建国饭店400号。我们到了建国饭店，到了400号房间，然后在楼下的广东餐馆吃晚饭。有几个人还认出了方励之，跟他打招呼。他回到房间后我离开，大概是八点离开。

可是第二天，我再打电话过去，没人听。两三天都打不通，我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过了三天，有一位记者朋友找我，说他听说方励之进了美国大使馆，问我能不能确认，我说不能确认，我带他们进去，又带他们出来，不清楚现在的情况。

隔了很久以后，方励之来到美国才跟我讲了这一系列故事。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同样的跟我们长谈三小时的两位美国外交官来敲方励志的门，说郑重地邀请他们一家作为布什总统的客人回到使馆，需要多久就多久。李淑贤马上说OK走吧，方励之答应了，现在也免不了走这条路了。方励之在路上还问能不能对再次回到使馆这件事保密，外交官同意了，结果第二天记者招待会上就泄露了消息，方对此不以为然。

为什么美国外交官突然请方励之一家回到使馆？晚上八点我和方励之告别，晚上十二点他们突然被外交官请回使馆，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亲身经历，我是后来在华盛顿邮报记者James Mann的书《About Face》里了解到的。

我们离开美国使馆时，外交官给华盛顿发电报，报告了这个事情。华盛顿开了一个高层紧急会议。中国最有名的异见人士进了使馆，居然又出来了。老布什很生气，马上说“找他们回来”（go get them）。这倒不是因为人权意识，而是怕美国的政治影响。如果方励之后来出车祸或被长期监禁，外界知道他曾被美国大使馆赶走，那就很难看。所以他说，无论如何把他们找回来。

新上任的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对方励之一家非常好，亲自为他们送饭，安排了秘密房间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方在使馆里住了13个月，只有五六个美国人知道他在哪儿。好在他有电脑，可以跟外界联系，也通过我给《纽约书评》写了一篇文章，所以他不是非常无聊，但也不是很舒服，13个月住在一个没有窗子的房间里。

方励之在美国大使馆里避难的照片，他用一台苹果电脑继续工作。图源：博客

这段历史很奇怪，因为布什在六四屠杀一发生，他就派了自己的秘密特使，绕过大使去找邓小平，并不是去声讨，而是几乎是在道歉。当然不是说“对不起”，但他为美国人辩护，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保持之前的外交成果。

而且好像用了“朋友”这个词，‘maintain our friendship’。

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两面派，一方面做公众宣传，要把方励之请回来，展示美国政府在乎人权和民主，另一方面在背后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而且最讨厌的是六四后，他通过了一个总统令，说断绝所有的高层接触，但三周后他自己秘密地恢复了最高层接触。Scowcroft从华盛顿飞到北京的飞机可以在半空中加油，就是要保密到这种程度，连在阿拉斯加都不敢停留。所以我对乔治·布什的印象非常糟糕，觉得他两面派而且软弱。

1989年2月，布什总统在解放军的陪同下，在天安门招手。图源：China File

您觉得布什以及美国政府当时是怎么想的？六四发生了，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的民主运动，每个人都知道情况有多糟糕，而他们居然在背后以几乎卑躬屈膝的姿态，向共产党祈求同情和谅解，而不是站出来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

我不认识乔治·布什，很难判断他自己的想法，但有两个因素可能有关。一是美国商界一直有在中国发财的梦想，所以要保持联系，六四后那几年外资投入中国大幅增加，远超过八十年代下半年。外国资本家等不及要闯进去继续赚钱。二是在73到79年间，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都设立了联络处，不是大使馆，当时北京的联络处处长就是大布什。估计他天真地相信中国的“老朋友”，认为自己是他们最重要的朋友，这个概念留在他脑子里。我只能猜测这两个原因都有关系。

这应该就是美国对华圈内典型的“接触派”（engagement）了，包括克林顿也是这么做的。克林顿上台时对华非常强硬，但后期张开双臂邀请中国进入WTO。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接触派”，直到习时代、特朗普上台，才开始有点敌对。特朗普的敌对当然和人权无关，也不是“接触派”。

哪怕是卡特这样的“人权总统”，好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不是那么在乎。而且卡特作为靠反越战上台的总统，1979年在美国接待邓小平，邓离开后就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在美国，越战在当时是个多么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但当邓小平去做，美国人却默许了。

卡特我也不认识，没有第一手的经验，可我觉得他有点天真。不像尼克松，人是个王八蛋，但是很聪明、在中国成功了。克林顿也很聪明。

反思六四记忆

回到八十年代和六四。方励之进了使馆、您回到了美国。

是，我从北京飞到香港，待了一个夏天，我们一家人在香港住了两个月。这是美国科学院要求的，让我到香港，和大陆保持联系，给美国汇报情况，不要马上回来。那时候我已经在准备离开原本在UCLA的教职、去普林斯顿做教授了。

我从北京出来，看到了很多可怕的事情。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杀人，但是见到了血迹。在方励之进入大使馆之前，我看到街上的坦克车、机关枪，听到了很多令人害怕的故事。

六四那天上午，我去方励之家之前，先在街上。友谊宾馆对面就是人民大学，人大的学生设了一个广播站，从木樨地、天安门等各个地方回来的学生都在广播站里讲述他们所见到的事情。想起那时的景象，我现在还想流泪。

到了香港，记忆和印象在脑海中乱成一团。新闻界问我，“what did you see？”我开始讲我所见到的事。第二天，他们又问同样的问题。不断地重复，讲了很多次后，原本乱七八糟的印象逐渐变成了一个故事。我开始怀疑，这个故事是否变得过于顺畅，因为原本的经历并不是一个顺畅的故事。反复讲述这些经历，它们变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我开始怀疑：这是否离开了真相？是不是我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好故事”而已？

当你讲故事时，你可以感受到听众的反应，他们觉得有趣、好玩，任何人都会自然地迎合这些反应。当你第三次、第四次讲一个故事，你会重复那些知道别人会喜欢听的部分。因此，故事不仅变得过于顺畅，还变得过于好听。这是否让故事偏离了真相？我对此感到担忧。我希望回到那些杂乱的印象中，重新描绘那些经历。回到美国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加州、普林斯顿，当我第103次讲述时，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叙事，而不是一种记忆。这让我感到担忧。

这几乎是一种詹姆斯·乔伊斯式的担忧，就像《尤利西斯》。好像完整的故事已经不能描述真相，需要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你的对比是对的，杂乱的印象与非常顺畅的故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问题。乔伊斯是故意创作一个乱七八糟的故事，而我的经历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但它变成了一个好故事之后，我没有再让它复杂化。

1989年6月4日当天人大东门摆有花圈和标语。图源：Reddit

我记得在人民大学广播站，听城里回来的学生们讲述，身边还有一些从郊区推车进城的农民，他们带着蔬菜准备到城里去卖；他们也在一起听。广播站还有一些外国学生，包括非洲学生，大家一起听。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和非洲人、中国农民、中国学生，各种人都在一起。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无关你的肤色是黑的、白的，来自哪里，我们都是人，都在被同样的事物触动。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当时在现场的感觉与事后了解所有事情再回头讲述是完全不同的。我记得那天一个瞬间，在友谊宾馆的走廊里，突然有一个女人大声尖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个例子。好像一瞬间，各种怪现象都爆发了出来，很难和原本的经验相恰。那是非常奇怪的72小时。

后记

坐在林老师家的餐厅里，他手里端着一个黑色马克杯，但倒进热水，马上“境外势力”四个字就露了出来；这是他的自嘲。他颇有精神地跟我讲着他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的中国朋友们，我也陶醉其中。

在看起来中国与世界日渐撕裂的今天，我们更值得记住，政治上的撕裂只是中外关系的一个纬度而已。中美最好的故事不在周恩来和尼克松共饮茅台酒里，也不在邓小平在休斯顿戴着牛仔帽、吃着汉堡包，而在像林老师这样发自内心关注中国人的生死和未来的故事里，哪怕自己冒着顶撞上级和被中国禁止入境的代价，也要把方励之救出来，让刘宾雁有工作，让零八宪章被人看到，让胡平的文章被英美读者读到。

在人道和民主的纬度上，中国和世界从未分开，今天仍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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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凯，1979，我应该怎么办？，作品

方励之，1989，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方励之，2013，方励之自传，天下文化

Fang Lizhi, 2016,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 Henry Holt & Company

Perry Link, 1992,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orton

Perry Link & Wu Dazhi, 2023, I Have No Enemies: The Life and Legacy of Liu Xiaobo,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刘宾雁，1979，人妖之间

刘宾雁，1985，第二种忠诚

刘晓波，2008，零八宪章

James Mann, 1999,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Alfred Knopf

谌容，1980，人到中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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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京饭店是一档中英文双语的口述历史节目，我们在这里讲述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故事。我个人目前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专注于收集外国“中国通”的口述历史，尝试重现和理解过去以及当下。这里的素材取自我个人的口述历史研究项目。之所以叫“百京饭店”，一方面是因为“北京饭店”在共产主义时期曾是专门用来招待外宾的酒店，是中国通们与中国打交道的窗口。而我们也透过这里，重新观察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而歪字称为“百京”，这来自对北京侃爷的调侃。发在Substack上面，欢迎你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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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ville于家中，2024年1月14日

我坐在从斯坦福去伯克利的城际铁路上，读着Orville写的《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里面八十年代的生动细节浮现在眼前：军队的靶场里，解放军护送着欧美游客玩步枪射击；昏暗的酒吧里，刚脱去中山装的男男女女挽着手跳disco；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斜对角，一家肯德基餐厅突然开业，唱起了对台戏。那时的崔健刚被北京歌舞团开除，在法国人皮尔卡丹开的马克西姆餐厅里，开始了地下乐队的生活。

八十年代的一切有许多魔幻，但又的确发生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大梦中初醒，正在用力甩掉共产主义的后遗症。在数十年里，中国积蓄的某种能量爆发了。我们告别了一场革命，并以革命般的速度，“打左灯、向右转”，向新的方向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的前进与彷徨、保守与激进、冲突与和谐，都被Orville这位外国记者看在眼里、存留在他敏锐的文字中。

或许是来自异国的原因，Orville对中国的变化有着过人的觉察。他从本科开始就师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年轻时候造访台湾并见过蒋介石。他曾在70年代访问中国，属于最早一批的美国访问者。Orville从未想过中国会有这样一段翻天覆地的八十年代。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杂志报纸供稿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党内高官家属到农村集市的小商贩，都是他多年来打交道的对象。八十年代曾给Orville对中国无穷的想象，这想象被六四的屠杀中断，但他知道，在中国铁桶一般的表面之下，蕴含着巨大的势能。他曾经制作了那个著名的、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Gates of Heavenly Peace）。在他离开记者岗位后，Orville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院长，培养下一代新闻从业者，目前他是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

合上书，转了三班车，在伯克利北站下车。

这天有些小雨，十二月的伯克利，空气中颇有些伦敦的感觉，乌云、湿冷。

出站，我看到那辆蓝色的特斯拉小轿车，Orville在路边等我。他在驾驶座上看报纸，一瞬间似乎时间凝固在了二十世纪 - 今天谁还会随手带着一份报纸？他看到我，从驾驶座侧过身来替我开门，我赶忙钻进小车，和他闲聊着，开回他家，坐在客厅的火炉旁，对着半山前的落地窗，谈论他的故事。

我们前后总共聊了四次、共计约14小时，Orville向我毫无保留地分享着他的生命故事：家人、成长、读书、旅行、工作，当然，还有中国。以下呈现的是我们对话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我认为很精彩的一部分，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期。我想以后慢慢与大家分享其它对话，我们一起品读这五十年来，中国通们眼中的中国。

邓小平的一顶牛仔帽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毛泽东的逝世可谓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邓成为了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Orville你作为记者全程参加并见证了那次访问。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邓小平的1979年之行吗？你看到了什么？

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在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了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国会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台湾踢出并承认中国，因此直到1979年，在吉米·卡特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以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的努力下，两国才实现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他们邀请邓小平来，而我正好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

我可以进入所有场合：白宫、宴会厅、华盛顿特区……一切这些。我还和邓小平一起去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亚特兰大，然后我们又去了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看了牛仔竞技表演。

我观察着这一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整个访问的友好氛围。尽管中国曾经是“红色中国”，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都鄙视共产党，但当邓小平到来时，他们一夜之间失去理智，每个人都想去会见邓小平、参加活动、宴会和国家美术馆的参观。美国的大企业领袖齐聚一堂，每个人都想穿中山装。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首次在国外进行现场直播，他们报道了访问全程，并且得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大力帮助，进行卫星链接和所有这些事情。中央电视台之前毫无经验，但他们做到了。那时的电视网络创造了伟大的友情。这是第一次在两国电视上直播中美两国的事情。他们使用相同的工作室和卫星进行合作。美国人确实在帮助中国人。一切在协作的氛围下进行，显然这得到了邓小平的授意。他的此行不仅让中国政府和媒体放松了口径，而且让中国的每个人也放松下来：你可以喜欢美国。

这让美国有机会以非常友好的眼光看待中国，看着邓小平与华盛顿的所有这些人打交道，德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和烧烤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神奇的戏剧性时刻：邓小平戴着牛仔帽，也就是10加仑牛仔帽(10 Gallon Hat)，具有极强象征意味地接受了美国。

图源：China Daily

这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表演之一。

我想是这样。我记得我就坐在邓小平和他的团队后面，旁边还有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在笑，很放松，非常令人感动。在被扼杀了几十年之后，两个国家终于可以呼吸、彼此享受，感到希望和乐观。

而这正是习近平在扼杀的一种关系。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实际上将美国视为敌人。我认为邓小平不这么看。事实上，我记得邓访问美国之前特意在巴黎停留，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带上飞机。他过去有在法国工作的经历，然后去了苏联，他身上有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东西。我确信他是一个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有五英寸、四英寸高，是吗？尽管他身材矮小，却散发着令人惊叹的主权气场（air of sovereignty）。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其他领导人身上很难发现的特质。胡锦涛、当然还有习近平，据我所知，他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并用仪式和礼仪来掩盖这一切。虚张声势，试图成为大人物。邓小平没有这些问题。我记得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你感觉就像在和一个正常人说话。是的，她是意大利人，我们让邓放松了下来。但这些都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

你如何看待这个看似自我矛盾的事实：邓小平是一个这平易近人的人，但一个如此正常的人却在后来下令进行天安门屠杀？一个正常人同时能够做出这样的暴行，不是更可怕吗？

这次屠杀非常可怕，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邓小平充满自信、有主权气场，从不缺乏安全感。但邓小平似乎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受伤和羞辱。邓小平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但未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只能到机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他神圣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邓失去了控制。

我想这一切都让邓小平感受到了深深的责难、抛弃、不尊重和侮辱。屠杀发生几天后，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问中国，当时就连美国驻华大使也不知道此行。从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文字记录中，你可以感受到天安门对邓的伤害有多深。

他每一句话都在指责美国。

他的每一句话都在指责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几乎在跪下求他，说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你不明白，布什总统将你视为他的朋友。即使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也不希望与中国的友谊被破坏。邓小平说，都是你们的错，是你造成的，你才是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应该赔偿的是你，而不是我。对于这个千里迢迢飞来、胆怯地、几乎是羞辱性地乞求中国保持这种关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所以你能看到，即使是邓小平这样坚强的领导人，也会受到伤害，展现出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他是政治操纵的大师。

是的，他一定是。

毕竟邓是一位曾经三度倒台、三度崛起的政治老人。1979年，他来到美国恳求美国人与中国人合作。仅仅十年后，当中国经济还只有美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时，邓小平制造了大屠杀，却是美国人在乞求原谅。

上帝保佑美国，不想让一切功亏一篑。当我读到那份文字记录时，我认为这太过了。我当时想，哇。但这表明了美国在试图维护花费大量时间培养的同另一个重要大国的关系。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部你必须理解角色的戏剧。邓深受伤害。我虽不原谅，但能理解。

尽管如此，此后他开启南巡，说改革必须继续，也许不是政治改革，但确实继续了某些改革。改革在江泽民时期一度回暖，但对共产党来说，关于改革将进行到什么程度，他们似乎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我不知道80年代给我们什么教训。历史一直在变化，有拐点，没有一个社会是永远不变的。在我看来，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社会比中国社会更悬而未决。

民主墙下的八十年代

你能描述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吗？八十年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要讲八十年，就必须要将它与前十年进行比较。当时毛泽东还活着，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976年毛去世。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时代去过中国的人当时都认为，这就是中国；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外表下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潜力。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已经快三十年了，没有任何其他暗示。尽管事后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偶尔出现的暗示，但规模都很小。

然后，事情在1977年和1978年出现转机。毛泽东去世，邓小平重新上任又很快被解职，华国锋成为代理总书记。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数十万人，表达对现实的抗议。后来“四人帮”被捕，邓小平于1978年底回归，开始阐述改革开放的纲领。

大家都在好奇这是怎么回事。是更多的烟雾弹，还是改变真要发生了？人们非常不确定。1979年，民主墙运动爆发，西单和长安大道上的市政公交车停车场边上这面不起眼的小墙突然贴满了海报和声明，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人们来这里聚集，进行辩论、交谈和阅读，几乎就像一场户外音乐会、一座当代图书馆。

图源：VOA

奇怪的是，邓小平居然支持了民主墙。当然，这是因为邓需要把华国锋和一些保守派赶下台，确保自己成为最高领袖。民主墙运动持续了数周，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优秀的列宁主义政党想要接纳的事情，因为它太不确定、自发性太强。因此，魏京生和其他人开始攻击邓小平，说他不是真正的改革者，只是另一个独裁者。魏京生呼吁了“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他写的东西非常了不起。对于关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我们看着这一切并发问：这究竟在发生什么？我突然发现中国的大门敞开了，人们愿意并渴望交谈，并对国外的事物产生了兴趣。

于是，从1979年到1989年，一个非常有趣的十年开始了，每年都有新的、非凡的事情发生。赵紫阳试图取消党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先在四川进行试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验。胡耀邦是一位令人惊讶的开放、几乎飘忽不定的总书记。他冰释前嫌地访问日本，并允许村庄和地方选举之类的事情。人们在实际上已经可以竞选低级别的公共职务，这真是非同寻常。1986年和1987年学生开始抗议时，确实给党内带来了恐慌，并促使保守派除掉了胡耀邦。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胡耀邦是多么的创新和开放。1981年我在西藏待了六个星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游牧民族以及他们的牦牛群和羊群过去都是公社化的，但在1981年，这一切都分崩离析了。胡耀邦基本上已将中国干部撤出西藏，并表示西藏人应该管理好自己。他甚至让达赖喇嘛的兄妹回到达赖喇嘛的出生地青海，在青海首府西宁郊外居住。当然，他们在藏传佛教信徒中引起了轰动，而共产党领导层接纳了这些事情。但当北京和中科大所在的合肥两地爆发学生示威时，引起了党内的极大警觉。于是他们罢免了胡耀邦，任命赵紫阳为总理。 但事情仍在继续。

赵紫阳与方励之

赵紫阳也是一个开放、富有人文气息的人。我们和他的女儿是好朋友。我记得有一次，1986年，NBC决定将整个电视台带到上海和北京：《今日秀》（Today Show）、《晚间新闻》（Nightly News）和其他几个节目。那就像整个美国都去了中国一样。

我认识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他是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持人。我把布罗考介绍给了我的妻子白芳，她在北京长大，成了NBC在中国的中间人。我记得我们提出采访赵紫阳，他同意了。

但布罗考刚刚在印度采访了达赖喇嘛，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赵紫阳说，好吧，我会接受布罗考的采访，但我想看看他和达赖喇嘛谈了什么。于是布罗考拿到了磁带，交给了赵紫阳。他看了，说好。然后他和布罗考一起坐了两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他坐在布罗考旁边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有一瓶啤酒。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微笑着，像一个正常人一样与布罗考谈论着太阳底下的一切。

图源：Asia Society

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方励之的话题。方励之是我的好朋友，刚刚被开除党籍，曾任科技大学副校长。布罗考对共产党迫害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让我惊讶的是，赵紫阳说，好吧，方励之的行为表明他不是一个遵守纪律、忠诚的党员，所以他被开除出党。但他不会出其他事情。这是一个相当温和、合理的回应。你不想参加我们的党，那你出去，但我们不会把你关进监狱。

他们确实取消了他的副校长职务，但给他在北京找了一个职位。他还能与人交往、出国，在意大利写了一些精彩的文章。他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研究红蕨并试图确定宇宙的年龄。当他环游欧洲时，他以一种非常人文主义的方式写作，着眼于艺术，观察意大利人如何保护建筑物而不是仅仅摧毁旧建筑。他不仅聪明，而且是一名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科学主义者，进行了中国少有的精彩而简短的批判性思考。他有非常有趣和大胆的观点。他说，共产主义就像破衣烂衫，你必须脱掉并扔掉。这对党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默许了。

八十年代还有很多亮点。出版业开始兴起。像《人民日报》的刘宾雁这样的人开启了长篇调查性新闻，揭露党内官员的腐败和渎职行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些文章。当时上海有一份报纸叫《世界经济导报》；它读起来几乎和普通报纸一样，在那十年给人们灌输了希望，并催生了“灵活威权主义”（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的想法，即中国正在放松，共产党将不再控制人民生活中的一切。

“致富最光荣”

当然，私营企业紧接着开始兴起。当我70年代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街上什么也没有，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东西。突然间，街上挤满了卖东西的小商贩。人们涌上街头，他们什么都卖：衣服、CD、中药。你可以在街上修鞋、擦鞋、修手表。全国所有在“五七干校”上学的“知青”和老人都被放出来了。他们涌回城市，但官方单位无法雇用他们，所以没有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待业”，而不是失业，因为“失业”不好听。

共产党允许这些人开始一些私人经营。人们会在某个院子里找个小地方、拉个房顶，然后开一家餐馆。他们会在厨房做饭，找个街角就开店。国有企业开始想：我们可以出租闲置空间来赚钱。各地的微观层面上开始出现私营企业的复苏。

对于乡村来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突然之间，村庄或小镇上每周都有两次集市。当你开车穿过乡村、跑进这些私人市场，会看到里面挤满了以物易物、讨价还价的人。各地的农民都推着驴车进来，卖白菜、农具什么的都有。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象。几乎就这样，中国出现了私人小规模创业的爆发。放眼望去，这个国家遍地都在以一种开放、自由、创业、以市场为基础的方式重新焕发活力。

很快，企业开始租用更大的空间。国有企业——这些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和雇佣工人的沉闷地方——开始占用更多空间，并出租给餐馆或私营企业，或者让别人在墙上做广告。你会看到一些极不协调的广告在全国各地出现。

1979年，中国首次允许外国记者进入，各大媒体都派了一两个人。突然间，北京多了30名外国记者。他们也能看到这些事情的显现。他们不需要与任何人交谈或拥有秘密文件，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需看看周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那时我还在为《纽约客》撰稿，写了整个系列，记录我所看到的一切，后来出版了一本书，《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因为有这样的口号。在我看来，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所有关于破坏市场和外国干预等口号之后，最不协调的口号。

之前的口号是“劳动最光荣”，现在是成为资本家最光荣。

邓小平自己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记得《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北京郊外的一个养鸡户，女主人赚钱买了一辆沃尔沃。她变得如此富有，因为突然间所有这些餐馆都可以购买私人养殖的鸡肉，所以农民将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好价格。《人民日报》那时正在推崇企业家精神，而不仅仅是政治精神；政治精神是文化大革命的货币。这是一个彻底的逆转。

在乡村里，农民们正在建造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房屋，并在私人市场上赚钱。政府支持这些中小企业，因为它们是新的经济引擎。邓小平意识到，如果继续发展这些尾大不掉的国有企业，中国就会如一潭死水；人们拿着工资，做最低限度的工作。所以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我观察着它并为它感到乐观。改变不仅仅来自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你要记得，很多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共产党做的第一件事：解散人民公社。曾经那似乎是一座将永远存在的紫禁城，是毛泽东向中国提出的重组方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当时不清楚周围在发生什么、它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基辛格和尼克松于1972年提出了，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聚在一起，当时的主题是美中联合对抗苏联。但突然间，来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人开始蜂拥而至，接着是银行、信用卡公司、投资者。而邓小平那一伙人说，好吧，我们聚在一起吧。

加州牧场上的邓朴方

我记得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文革期间，他在北京大学跳楼或被扔出窗外，摔断了脊髓。他坐着轮椅来美国。我接到电话，忘了是谁打来的。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了他的旅行，也可能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他们想把邓朴方带到美国的乡村。我说，好吧，到我家的牧场来，我们可以去隔壁我儿子上过的乡村学校。于是，邓朴方坐着一辆巨大的凯迪拉克豪华轿车抵达，身后是高速公路巡逻队的警笛。

我们参观了我儿子在西马林（West Marin）就读的小学校，然后去了牧场，在门廊上烧烤。你看到那个带有小别针的白色小花瓶了吗？上面写着中华残疾人基金会的邓朴方，那是他给我们家的礼物。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烧烤，他当然想要辣酱，我猜因为他是四川人。那个场景真好。他坐在轮椅上，在我们的阳台上，眺望着太平洋。

这种互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这一切都不是由政府组织的。中国政府显然有参与，但它是由基金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这是持续开放和互动的象征。对西方人来说，那时尤其充满希望。或许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拥有基于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认为历史正在朝着某个方向发展。就马克思而言，他的目标是革命、社会主义和天堂。西方的版本是，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的弧线趋向正义（the arc of justice bends towards justice）。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黑格尔的目的论是一部人类走向更大开放和更高阶段的历史。

天安门广场与历史的终结

也许也符合主张“历史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的精神。

非常符合。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即历史存在，即使是中国，现在也已就范。我们深受这个思想的影响，那时的过度乐观是情有可原的。我仍然写下了我在中国看到的倒退，想知道它能走多远，中国是否进化到突破一党制国家的地步。

关于20世纪80年代，还有很多话要说。出版业爆炸式增长，来自国外的各种书籍被翻译。私营公司开始出版，而不仅仅是国有公司。你几乎可以写任何东西。杂志、报纸，各种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开始出现。

这一切在胡耀邦身上达到了顶峰，人们非常赞赏他的开放。当他被赶下台时，人们无能为力，因为没有办法抗议。但当他去世时，按照中国传统的传统，人们纷纷涌来纪念和庆祝他的一生，涌入天安门广场。

图源：纽约时报

1989年对我来说是如此特别，那是因为很巧合的是，我和白芳组织了一次旅行，同行的还有当时已婚的陈凯歌和洪晃，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白杰明（Geremie Barmé）。我们被中国的开放所吸引，从洛克菲勒家族那里得到了一些资金，在位于西马林的牧场旁举办了一场中国艺术家、知识分子和电影人的会议，在这个坐落在悬崖上的美妙的小会议中心，向外眺望越过海洋。我们邀请了20名中国人，美国人数也差不多。我们有奥克森伯格、黎安友和林培瑞。傅高义好像也来了，还有来自伯克利的高棣民（Thomas Gold）。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随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来，并好像得到了《纽约书评》的赞助。刘宾雁在，还有苏晓康、北岛、王若水、吴天明。方励之没能赶到，但因为当时胡耀邦已经去世，人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方励之连续几天晚上都和我们打电话介绍情况。

这些人都是八十年代乃至今天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基石。

还有其他人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回想起五四运动，当时所有这些有趣的人都站了出来，并继续了下去。

共产党也是从五四运动中走出来的。

是的，五四中诞生出了多种多样的冲动和影响。也许80年代也是这样。我们把人聚集在一起，看看他们坐在北加州悬崖上产生出想法。我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现在被我放在某个地方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刘晓波原本也要来，但在来的路上突然决定直接回北京。

就这样，学运在北京爆发了。晚上我们接到方励之的电话，讲述北京的事情，我们坐在那儿听。这是四月份的事。活动一结束大家就纷纷跳上回北京的飞机，在北京度过了学运全程。这是我有机会观看和参与的最非凡的历史事件之一。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就像电视剧一样。

1989年，Orville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夫人白芳及刘晓波的合影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广场，而是天安门，共和国的中心。

中心的中心，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有人民大会堂，有中南海、故宫、国家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的陵墓。毛泽东的肖像就在那里，一度被泼了墨水，被认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侮辱。

就这样，每天我们起床就会去广场上，天啊，目睹这一切的发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同的人涌入：首先是学生和职业人士，然后是工人。后来火车载来了中国各地的人们。当然，他们的结局非常悲惨。在结束前，赵紫阳与温家宝一起坐着一辆大巴车出现在广场上，感叹党来得太晚了。赵紫阳那时出访朝鲜，所以当重大决定做出时他并不在场。那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

赵紫阳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沟通，身后站着温家宝。图源：Twitter

后记

面对着电脑里14个小时的录音，我最初觉得恐慌，不知如何下手。但当我坐下来听，却发现自己总能听到新趣味。上面这篇便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分享给你。

许多人觉得外国人“不懂中国”，这或许是事实，毕竟隔着半个地球，我们对彼此都是陌生的、奇特的。但也恰恰是这种“陌生感”，让外国友人的视角具有一种“新鲜感”，许多在中国人看来稀疏平常的细节，都开始带有新的含义。

相关阅读

Gordon & Hinton, 1996, Gates of Heavenly Peace

刘宾雁，1979，人妖之间，人民文学

卢跃刚，2019，《赵紫阳传》，印刻出版

Schell, 1984,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Pantheon Books

Schell, 2020, The Death of Engagement, The Wire China

魏京生，1979，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民主墙

鸣谢

本期节目由China Books Review与百京饭店联合制作，感谢主编Alec Ash的支持。特此感谢本文的中文编辑马世豪，以及英文音频编辑Taili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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