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状态一般,用新晋的热词,属于“政治性抑郁”。对未来的形势并不乐观,也有些迷茫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但如果说有一件事能够在黑暗中给我点点亮光,让我提振精神,那就是和我们的捐款人社区的成员们聊天。
捐款人社区是公益盒子新晋的一个尝试。通过组建社区,我们聚集了一些感兴趣有效地捐款、最大程度地给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朋友们。里面有些我的熟人,但绝大部分是在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今早的这位名字叫Nancy。她来自台湾、已经退休,信奉佛法、做公益多年,一直以来资助了一些山区的学生,并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参与公益、帮助他人。她说她对苦难有很深的恻隐之心,只要她看到别人需要帮助,都会希望伸出援助之手。我们聊的很投缘,聊到最后,我问她,她有什么困扰吗。Nancy想了一下,说有一件事困扰她许久了:我到底应该捐多少钱?
在水滴筹诞生以后,她平常会看到许多人在网上求助。一台手术几万块钱、一个药物疗程几十万的费用。这些都是鲜活的生命,面对这些呼救,她觉得自己应该伸出援手,但不清楚自己到底应该付出多少。一个筹款页上动辄几十万元,网站上有着帮不完的人。似乎我们总可以付出一些,再多付出一些。究竟到哪里就是足够了?究竟帮助他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尽到了责任?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本科时候,当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一生,究竟要付出多少精力和资源来帮助他人?幸运的是,我正好遇到两个网站:GiveWell和Giving What We Can。GiveWell帮捐款者寻找全球范围内效率最高的公益项目,最大化你的单笔捐款的社会影响力。Giving What We Can是一个捐赠承诺,签署者承诺将一生收入的10%或更多拿出来,捐给最有效的公益项目。这两家组织可谓是我公益路上的启蒙老师。虽然在关注他们之前,我已经做了一些公益,无论是为草根组织筹款还是去到大山里,但一直缺乏一个思考框架,来把公益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做公益的目的与方法梳理清楚。
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大家的捐款实力有所不同,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金额来要求每个人,但有些基本标准或许值得借鉴。从传统宗教来讲,基督教里有“什一税”,要求信徒捐出收入的10%。穆斯林的Zakat要求信徒捐出一生财富的2.5%用于帮助他人,印度的锡克教也有Dasvandh一说,要求信徒捐出10%的收入用于公益事业。
在我看来,10%是一个大体上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水平;一个人如果年收入浮动10%,是几乎不会影响生活质量的,无论是住的房子还是吃的饭、穿的衣服、使用的交通工具。而且对于收入越高的人,越是如此。一个年薪10万的人捐出1万或许还有些困难,但年薪100万捐出10万%,生活几乎不会有区别。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问题被忽略,如此多的人漠视着陌生人的苦难,可能我们的10%的捐赠都并不足够。如果有能力,何不考虑多做一些?
Alan Saldanha是一位会计师事务所的职员,年收入12万英镑。他从小就热爱公益,不过知道关注了Giving What We Can,才将捐款变成了毕生的事业。他最早从10%开始,逐渐提高比例,第二年捐出20%,第三年30%,第四年50%,并马上来到75%。他根据GiveWell的推荐捐款,支持在非洲发放的防疟疾蚊帐,每2000美元就可以避免一位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是全球最高效的公益项目之一。他说,哪怕捐完75%的收入,他还有40万英镑用来生活。
这样的利他案例经常很鼓舞我。很多人一说到公益、捐款,就想到比尔盖茨、马云这种巨富大亨。但Alan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但纯粹、迫切地渴望帮助他人,他的精神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一种在今天世界上超越了消费主义、利己主义的生活方式,一种在现有系统里将赚钱能力直接转化为利他能力的可能性。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捐出75%的收入。现实中人们往往离10%非常遥远。我认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资产过亿,但一生也没有捐过1000块钱。但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一年挣着10万、20万的工资,但是拿出上万元捐给公益项目。如果这对你太多,也不妨从1%开始?One For The World是一个类似Giving What We Can的捐赠承诺计划,它鼓励每个人都捐出1%的收入做公益。比起10%,1%的收入就更加可以负担了,是一个人人皆可参与的事情。而如果一个人年薪20万,1%也有2000元,很可能已经超过你目前的捐款水平。
有时候,过度思考会让人崩溃:如果要认真对待公益,难道每次我花钱,都要想一下,这笔钱如果捐出去,是不是能帮助更多人?比如我们出去吃顿饭,或者去一次旅行,这些开销如果全加在一起,可能真的能够救人性命。那我们是否应该放弃自我的享受,去帮助他人?
首先,当你能够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就件好事,因为选择是客观存在的。同样一笔钱,我们确实可以花在自己身上,也可以捐出去帮助他人,而且在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我们几乎可以保证捐出去给世界带来的价值远大于花在自己身上。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应该把钱都捐需要帮助的别人?
这其实有点接近哲学家Peter Singer的观点,我曾经做过评论。Singer认为,我们应该付出资源去帮助他人,只要这不会让我们做出任何在道德上可比的牺牲。付出资源有可能会让我们少买一双鞋子、少吃一顿大餐、少去一次外国旅行,但和同样的资源所能拯救的生命相比,这些牺牲可谓微不足道。对辛格来说,道德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这为个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这是因为,道德本身就是很高的要求。
这是一种观点。我对辛格的观点有许多尊敬,我认为它的逻辑没有问题。在实践中,或许只有圣人才是道德完美的;对大众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实现的是“更道德”,而不是“最道德”。Julia Wise有篇文章我很喜欢。她有同样的纠结:我有业余爱好、我要养娃、我要养家,那我应该捐出多少钱做公益才是道德的?对Wise来说,给人生设定一条道德线很重要。无论是10%,还是30%、50%,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承诺;在这之外的收入,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给任何偏好,这样既保证我们为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又保护了自己的空间。
无论是1%,还是10%、30%、50%、70%(甚至100%?),捐款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从我个人来说,我从本科时就签署了Giving What We Can,承诺捐出人生收入的10%做有效的公益。目前我仍然在10%的级别,暂时到手的年收入在20万级别,一年捐2万元左右。身边有些朋友已经在20%、30%的水平上,我还有差距(不过他们赚的比我多很多)。我希望随着我的收入提高而提高捐款的水平。
我很难讲,这就“够了”。在追逐社会价值这件事上,捐款其实如同赚钱。赚钱到什么程度就够了?人总想多赚一些,再多赚一些。我想追求社会价值其实也是一样。它没有一个100%的进度条,我们总可以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这是公益的魅力,它督促你永无止境地前进。但这也是公益的压力,你知道无论你做多少,仍然有无限的问题和工作等待着你、呼唤着你。
有些人看着巨大的社会问题,会感到气馁。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解决贫困、疾病、气候、性别等问题?在我看来,这是错的视角。这就像在问,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赚到所有的钱。答案自然是不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我们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我们应该在边际上思考,因为我们只能对自己拥有的资源负责。在解决了“捐多少”的问题之后,剩下就是“怎么捐”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GiveWell、公益盒子做的研究,去发现有效的公益项目、最大化捐款的社会价值,是很关键的工作。GiveWell发现,在非洲发放防疟疾蚊帐可以每3000美元避免一位儿童死亡,而公益盒子发现在中国农村进行白内障手术可以每3000人民币帮助一位盲人复明。有了这样的研究和计算,我们才可以最大化有限资源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是盲目的做事。拿出很大比例的人生收入去做公益,这不是件小事。正因如此,我们更要认真对待如何捐款才可以最大化社会效益的问题。
我真心地希望看到一个人人有效利他的世界。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系统的改变,都是从原子层面、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转瞬即逝的那个念头开始的。
完美,是圣人的事。做得更好,是每个人的事。所以,捐多少合适?在你现在的基础上,再多做一点,就很好。
Nancy说她在生活里很朴素,不爱花钱,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花钱就觉得心疼。但当做公益的时候,她可以花很多钱,而且非常开心。所以可能Peter Singer的设问也有不成立的地方:帮助他人本身就是个值得享受的过程。这其实不是牺牲,而是实现。当我们看到公益既成就了世界、也成就了自己,或许也就给“我应该捐多少”找到了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