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受到一位台湾记者朋友的邀请，到尼曼基金会观看电影《Words of War》的放映。
以我对美国新闻界的有限理解，美国新闻界有两个具有标志性的组织：华盛顿特区的普利策中心和哈佛大学的尼曼基金会。前者以颁发年度普利策奖出名，而后者每年录取尼曼学者（Nieman Fellow）来到哈佛进行一年的学习生活，而当选尼曼学者除了是一次职业生涯跳板和职业中期的休息之外，也是全球记者的重要荣誉。久闻尼曼基金会，今天首次来访（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从侧门进来，没有招牌，但也别致。漂亮的白色两层小楼外是一个敞亮的花园。今天读到一句话，“if war had an opposite, gardens might sometimes be it”，译成中文就是“如果战争有个反面，它有时就是花园。”而对于出入战地和其它危险程度胜过战地区域的尼曼学者来说，有个漂亮的花园，也算是一种安慰、出世与抵抗吧。
尼曼的小楼不能外人私自进入，不过在外面等了不久，就遇到了这两天认识的美国朋友Ryan Prior。他过去是CNN的记者，专门报道美国的医院故事，现在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读书，暂别新闻。作为学生政府的一员，前两天他刚刚成功以80美元向我推销了肯尼迪学院年度舞会，让我吃了这辈子最贵的小三明治（还不是完整大小的）、蹦了最贵的一次迪。高价的成本加上有限的公共服务，但我仍然心甘情愿地掏了钱，看来政府学院的教育很成功。可惜Ryan也没有尼曼权限，我们等了一下，跟着另一位尼曼学者进入了小楼。
尼曼的小楼比起一座办公楼，更像一座有点访英式的高级民宅。房间里的灯光淡雅考究，不刺眼，也足够亮，一进屋子，感到心灵平静踏实，颇有点老式图书馆的味道。进门左手边有客厅、餐桌、厨房、书架，右手边则是活动区域，有一个长廊通向今天的放映厅，墙上挂着尼曼学者们拍的新闻摄影作品。放映厅的左手边是尼曼基金会的创始人Agnes Nieman的肖像，漂亮的肖像侧面是几行小字，写着这是尼曼女士当年申请护照时候的照片；这应该是史上最美证件照之一了（我当然不妄想有尼曼女士这般成就，但无论如何、如何有任何地方要使用我的肖像，请不要用我的证件照谢谢。）肖像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书架，上面摆着历届尼曼学者的作品。我看到了张彦的Sparks。仔细寻找了一番如今已经入狱的董郁玉的作品，可惜没有找到。
放映在手摇铃铛声中开始。片子讲述了俄罗斯的传奇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的勇敢报道、批判当局，并最终被枪手暗杀的故事。
当我们在看《Words of War》，我们在看什么？
这首先是一部电影。它不是纪录片，而是根据安娜的故事改编的剧情片。从情绪渲染来说，片子有点好莱坞的味道，戴上苛刻影评人的帽子，你甚至可以说剧情有些老套：一位有正义感的女性，面对来自普京政权的威胁，不为艰难险阻、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理想中的新闻自由与真相，勇于监督和批判政治权力，并最终被政权镇压并因此牺牲的故事。这种故事的问题就是，你完全知道导演想表达的想法，整个故事看完你应该如何感受，都是设定好的，其实没有太多重新解读的空间。但这种故事的好处也是，当你看完这部片子，比起那些后现代的艺术手法所带来的存在主义和虚无主义，《Words of War》在今天这个后真相时代，带给观众一种难得的道德清晰（moral clarity）。在影片的世界里，善恶是分明的：一个拥有理想、坚持真相的女性新闻记者，坚守着她人性中的温度与光辉，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在为大量的战争中受难的车臣人发声的同时，还直接参与恐怖袭击谈判并解救人质，挽救生命。而面对这样伟大的人格，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回应是在2006年10月7日、普京的生日当天，将她暗杀。没有法治、没有辞令，卑鄙邪恶的暴力专制面对安娜一遍遍的质问和批判，被骂的抬不起头。纵有千军万马，却驳不过那双敲击键盘的双手，最终只能用枪手暗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让安娜闭嘴。起承转合之下，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很难不对安娜的故事动容。
在电影体裁之外，我们当然看到的是安娜的故事。影片中有三个瞬间让我落泪，分别是安娜和她身边三个男人的冲突。首先是她和丈夫Sasha在家中的冲突；她执意要去车臣前线做报道，而丈夫觉得过于危险，态度坚决、言辞激烈地要她留下。第二次是她和报社编辑的在办公室的冲突，她想去前线报道，而编辑希望她代表报社去联合国揭露战争罪行。安娜说是她的功劳让联合国邀请她，而编辑背对着身后的戈尔巴乔夫像，激动地说是因为这家报纸的信用所以安娜才被邀请，并半命令、半央求着安娜去联合国发言。第三次则是她在只身前往音乐厅与车臣武装谈判解救人质时，家中儿子的强言阻拦；安娜激动之下，临走扇了儿子一个巴掌。看着她和儿子心痛的样子，我的内心也很痛，甚至一瞬间觉得安娜是我的母亲，而我是那个苦苦挽留母亲不要去冒险的儿子。当安娜下楼等车，儿子则追了下来，主动开车送妈妈到了音乐厅，并目送母亲远行。这三场戏里，有性别的张力、关系的细腻、真诚的碰撞、公共理性与亲密关系的拉扯、主动与被迫的妥协，汇聚在一起，我难以控制自己，算是对我来说影片最有记忆点的三个瞬间。
影片中有许多有温度的瞬间，比如安娜医院外送满的鲜花和声援她的人群、同情她的俄罗斯安全部门官员、支持她的老公。可惜，本届的尼曼学者Elena Kostyuchenko曾经供职于Anna的那家报社，“新报”（Novaya Gazeta），据她描述，影片中的温暖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安娜经常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写作，忍受外界的评价，坚持自己的理想，直到去世。生前千夫所指、死后流芳百世，这是英雄的喜剧还是悲剧？是光荣还是无奈？如果马丁路德金叔叔说的没错，“道德宇宙的轨迹漫长，但它趋向正义。”（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 but it bends towards justice.）
贯穿全片的主题是战争的道德。其实，安娜在俄罗斯有些争议。安娜因为表达明确和激烈的意见，在去世之前（甚至之后）常被当作一个“疯女人”。她反对普京发动对车臣的战争、同情车臣人民，因此也连带被看作是车臣恐怖主义者的同情者。贯穿影片的道德清晰在“莫斯科歌剧院挟持事件”中有所中断。安娜作为长期同情车臣人民的记者，在挟持事件中面临一个道德抉择：究竟支持车臣武装力量，还是歌剧院中无辜的莫斯科人？恐怖袭击固然可憎，可安娜也清楚，袭击的源头是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车臣武装点名信任的中间人，安娜孤身一人进入歌剧院与车臣武装分子谈判，并劝解他们首先释放儿童。作为观众，我其实感到自己有一瞬间有些是非模糊：一直支持车臣的安娜，面对突然成了挟持无辜市民的“恐怖分子”的车臣武装，究竟如何选择？但荧幕中的安娜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道德撕裂。相反，她淡定地走进音乐厅，带着她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保护无辜的人。就像她当初驻扎车臣的头衔是“人民记者”（people’s correspondent）而不是“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在音乐厅里的她其实只是在做一贯的自己。道德冲突是我心中附加的含义，安娜看起来是自洽的：阻止战争、避免无辜者的伤亡，无论身处莫斯科还是车臣，这是不变的原则。
在战争中，个人如何对待身边的一切？战争的道德是脆弱的、微妙的、残缺的。一场战争中，发动战争的领导人自然是有罪的，可仅靠他一人是无法让跑弹上膛、江河破碎的。战争需要军队，军队需要补给，补给需要市场和商人，而工厂里需要劳工，背后是整个国家经济、舆论、社会系统。战争中，每个人似乎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只是在听从上级指令行事，不然就会丢掉生计甚至性命。但每个人似乎也是有罪的，因为只要生活在这个战争机制之中，那你的行为甚至生命就是在为战争做贡献，无论这是否出于你的主观意愿。安娜做出了她的选择，那就是成为这太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错位的齿轮，用她的文字来阻碍战争机器的运行。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有这样的意识和勇气吗？诚然，能够主动抵抗的是少数，但即使是出于良心而消极怠工、使用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the powerless）的人又有多少呢？
当然，谈道德责任有个前提，那就是道德相关的事实：在我们为一件事情做出判断时，应该考虑哪些事实？哪些事实是相关的、哪些事实是应当被忽略的？莫斯科歌剧院的挟持事件中，针对无辜者的袭击固然值得谴责，可普京发动对车臣战争的背景同样不容忽略，而当这两个事实放在一起所产生的道德模糊，这是进行进一步道德论证的前提；任何人都不应该忽略恐怖主义对无辜者的袭击去谈车臣自由，但任何人也不该不顾普京发动战争这个事实去谈歌剧院事件。安娜给了一个如何在复杂矛盾的道德环境中坚持人权为基本原则去给出回应的范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到歌剧院事件，很难不想到十多年前在中国时有发生的“维吾尔恐怖袭击” - 从喀什事件、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到天安门金水桥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被定义为“恐怖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可以不去追究袭击的由来了吗？同时期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迫害，汉人的不断入侵和主导再加上国家政策导致人们生活日渐压抑和窒息，这笔帐又该如何去算？中国的舆论环境具有高度管控，但哪怕是一些墙外、思想自由的人士，面对维吾尔问题也只愿意去看“恐怖主义”的一面，并将“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压倒一切的打狗棒，似乎只要拿着这根棒子，就可以剥夺任何“恐怖主义者”、甚至是并未有任何不妥行为的“潜在恐怖主义者”生而为人的权利，日后的集中营都变得合理。粗略计算，从2002年到2016年期间，大概有不到800人丧生于维吾尔恐怖主义，实际数据肯定更高。这数量相当惊人、可憎，而且破坏了社会安全感。但因此动用大量的国家资源，将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投入集中营进行种族、文化、思想和经济改造，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一整个种族的人当作犯人一样集体管理，这与当初恐怖主义造成的伤害和本应受到保护的人权与安全感相匹配吗？我想，这里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无论我们如何重视恐怖主义的危险，我们最终仍要面临这个严肃的问题：恐怖主义来自哪里？就像车臣人之于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了怎样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最终诉诸暴力获得解放？仅靠集中营的关押，是无法释怀仇恨与压抑的。不寻根究底、看到关键的道德事实，矛盾只会继续在代际中通过旧的和新的创伤延续，并在未来某个不经意间再次爆发。当然，维吾尔问题也只是同样主题之下的一个问题而已。乌克兰战争仍在继续，中国仍是俄罗斯坚定的后盾。香港已经沦陷。如果中国有一天真的发动对台湾的战争，我们每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身处于这些矛盾力量之中、看着无数乱象发生，我们又能否像安娜一样，坚持人权为基本原则去审视每个事件，并勇敢地挺身而出？这是我们作为具有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的个人面临的考验。在看安娜的故事之前，我就已经有我的答案。看完安娜的故事，我更坚定和明确了一些。
个人之外，影片也是2000年左右的俄罗斯的一个缩影。编辑部的墙上还挂着戈尔巴乔夫的照片。而戈尔巴乔夫在冷战后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他的肖像提醒着我们报社对于苏联解体、拥抱世界、民主自由的向往。同时，这家“新报”（Novaya Gezeta）的创立就来自于戈尔巴乔夫捐出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据说现实中的编辑部墙上并没有戈氏画像，因为“不是捐了钱就可以挂照片”（Elena说）。但影片的艺术手法下，戈尔巴乔夫也出现在了镜头里，继续扮演着后冷战时代的苏联解体和民主自由符号。而2000年也是普京刚刚上台的时候。那时的俄罗斯虽然还有自由的声音，媒体和电视上有针对普京的批判，但从整个故事的走向，我们也能嗅到不断紧张的空气。安娜的死更是撕掉了普京政权全部的遮羞布；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专政而已。这也算是为今天的俄罗斯寻根了。影片中，安娜曾经直面国安部门官员，并质问他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政权服务，这不过是个由一帮”貌似光荣的黑社会流氓”（glorified thugs）领导的国家。国安官员答道，今天俄罗斯美丽的城市都是因为政治领袖们有个建设强大俄罗斯的愿景，而他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典型的主权和人权之辩，放在2000年的俄罗斯展开，似乎有某种双重喻示。即预示着俄罗斯的启蒙价值兴起，也预示着民族主义抬头。这两股力量还将在未来二十年里不断碰撞冲突，影响这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未来。
去年春天，我曾在加州大苏尔（Big Sur）的Esalen Institute参加一场俄罗斯海外流亡人士的聚会。他们说的话和安娜很像，以至于我看电影的时候，时常感到自己回到了Esalen。其实精神上，我是有些羡慕俄国人的。他们的国家人口不过是1.4亿，海外俄国人大概是2500万而已，这个规模和华人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俄国自由社群的规模、声浪、组织、资金、影响力要远超华人自由社群，在全世界各地 - 伦敦、纽约、温哥华、柏林、维也纳，等等 - 都有俄国离散人群的组织和线下集会空间，而且时常爆满、难以预约。俄国社群有纳尔瓦尼一家人、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这样的反对领袖，有像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这样的富商资助革命，有基金会Free Russia Foundation，还有大量的学者、NGO组织、企业、游说组织，在全球范围发挥作用。反观中国的反对力量，不仅在海外仍然延续了在国内的原子化状态、相互不信任、撕裂，一直以来，哪怕中国创造了430万亿的私人财富总额、可谓是世界经济奇迹，但支持自由事业的资金却少得可怜，放眼望去，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组织。天安门事件让中国的反对力量获得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和掌声，但80年代末的政治资本却并未实质上转化成长期持续的政治力量。甚至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美合作的大背景下，不断磨损，以至于今天影响力微乎其微，国安在镇压的时候都已经不再那么关心自由派的声音，而主要关注少数民族、劳工、女权等人士。
作为支持中国自由民主的个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俄罗斯社群所表现出的活力和空间？有一派人认为，这拜赐于普京的仁慈和能力不足。毕竟，俄罗斯再差劲，也仍然有反对派、选举、独立媒体，他们被打压，但也还能继续运作，普京并没有消灭这个自由。很多反对派会被关进俄罗斯的监狱，但纳尔瓦尼在监狱中还能写文章、接受采访，继续发挥政治作用。反观中国，即使在最开明的年代，中国也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少量的新闻自由也在习近平治下被彻底消灭，中宣部和国家机器对媒体的控制力远大于普京政权对于俄罗斯媒体，而在中国的监狱中的许志永们就更不要想上网、接受采访了。能让你读书就已经是极大的宽容（日常被迫阅读习近平讲话是常有的事），为未来有一天出狱而著书立言更是不可能的事。根据这个解释，相比于习近平，普京更仁慈、国家能力更弱，所以俄罗斯的反对力量比中国更繁荣。同样的叙事其实也经常被国内的自由派人士用来解读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 - 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监狱的仁慈让这些反对派领袖有了活动空间。如果放在中国监狱，是不会活着、自由着出来的。即使出来，也不会再有做政治的机会；刘晓波是最直接的例子。
在听了更多俄国人的故事之后，我很难同意这样的解读。普京显然并不仁慈。对待反对派，中共会选择喝茶、监禁、污名化、罗织罪名，甚至制造疾病，但直接的暗杀似乎比较少见，而在海外的暗杀则更罕见（不过有传言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是被暗杀的）。相比之下，针对反对派的全球暗杀是普京政府的家常便饭，光维基百科上就列举了六十余起俄国政府发动的暗杀事件，目标遍布俄罗斯、英国、土耳其、奥地利、阿联酋、卡塔尔等各国。而死在监狱里也并不罕见，纳尔瓦尼就是经历了暗杀未果和政治监禁的双料镇压，最终死在监狱里。俄罗斯的国家能力或许不如中国强大，从监控、言论审查、网格化管理到警察科技都没有中国到位，但弥补国家能力缺失的是更多的血腥暴力，用更大力度的针对个体的恐惧实行镇压，这远算不上仁慈。而威权政治的管控关键就是制造恐惧，国家能力毕竟成本高昂，它最有效的作用也只是恐惧机器的延伸，因此不能说国家能力缺失就失去控制能力。
既然普京并不仁慈、国家能力的缺失带来了更血腥的手段来散布恐惧，那我们如何解释俄国自由社群展现出的活力、能量和影响力？我想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俄国人民面对恐惧，选择了勇敢，突破了恐惧，他们身上的道德坚持和义无反顾驱使着这个群体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去反抗强权。我不知道这种勇气来自于哪里：“战斗民族”的文化基因？来自苏联时代的沉痛教训？诸如纳尔瓦尼这样的优秀政治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大量的海外组织和资金支持？全球政治在后冷战时代给俄国反对派提供的庇护？当学人强调俄国镇压的仁慈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便是，中国无法自由，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那么仁慈。但自由从不是独裁者们心甘情愿端上来的一道佳肴，不劳而获的自由即使获得，也会因为社会缺乏韧性和组织而很快失去。当我们看到俄国人的勇气及其背后的机理，并去学习他们的经验，突破黑暗才成为可能。
从安娜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普京对于新闻媒体的忌惮，这很正常，因为全世界的独裁者都是惧怕真相的。普京刚上台时，许多人对他赋予期待，认为他是消灭腐败和寡头、让俄国走向健康民主政治的改革者。在2006年之际，随着他持续推动战争、打压异己，改革者的期待已经逐渐淡化。在生日当天的莫斯科暗杀女记者，这说明了他杀鸡儆猴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准许，应该没有其他人敢做这个决定）和对于真相的忌惮。就像索尔仁尼琴说的，“当一个国家有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它就像有了第二个政府。”个人身处在社会政治洪流中，时常感到渺小。但如果大权在握、仪仗三军的独裁者们把你当作生存危机、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和名声来剿灭你，其实也间接说明了你的力量。每年的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2023年5月，我在阿姆斯特丹观看了一场世界新闻自由展览，其中有一个纪念碑，上面写着那些在岗位上牺牲的记者名字。我记录了一些拼音名字：Feng Zhaoxia、Xu Xinghu、Zhu Ying、Shao Yunhuan。在纪念碑不远处，是现场观众的留言板，我拍了一些观众们的便签，贴在这里：
我不知道安娜的死在俄罗斯具有怎样的含义，相比之下，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这个中国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的标志性事件甚至显得有点“小儿科”，它虽然是个标志性事件（对当时上中学的我也颇有影响），但在更广泛社会层面，南周事件的公共影响力或许一直都被自由人士高估了。而站在展览之中，头顶是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左手边是牺牲的记者之碑，右边是全世界人们的便签手写留言，那种身体感官带来的神圣与正义之感，也给了我更多去看见的勇气。看的多了，人自然就变了。
影片放映结束后，Elena坐在椅子上，跟大家分享着影片的背景和新报报社的故事。她眼神平静，但当她讲着故事，仍看得出她内心的波动。毕竟，这家她曾工作了17年的标志性独立媒体今天已经被迫退出俄罗斯，成为了海外流亡媒体，她本人也曾受到俄国特工的殴打和毒害。她说起编辑部的故事，比如墙上并没有戈尔巴乔夫像、影片里老编辑的咆哮和现实中惊人相似，都会嘴角上扬、面露留恋。她说安娜是她的榜样，是安娜激励她入行做记者。安娜在现实中没有助理给她倒茶，就是一个人拼命地写。我不是新闻工作者，但一直对记者这份职业有向往和尊敬。同样来自专制国家，我感到自己和这一切故事的背景都那么的近和熟悉，哪怕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一个遥远国度。而安娜的故事也逼我自省，面对历史洪流，我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整个活动的两位主持，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Elena，另一位是来自台湾的Alicia。他们都是优秀的记者，但有些许不同的站位。俄罗斯是这场俄乌战争的侵略者，Elena是来自侵略方的反对派。而在在一个十年，全世界都将时刻注视着台海的局面。我相信战争不会爆发，因为中国的国家能力不足以支撑这场仗（想象一下台湾报复轰炸中国沿海，中国是否可以承受）；战争将给政局和社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党国的统治是非常惧怕未知情况的；再加上，即使战争胜利也很难赢下和平（所谓“win the war and lose the peace”）。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应该已经给中南海上了一课。党国更聪明的办法自然是用非战争手段进行台湾内部的分解和渗透，在商业、互联网、学界、媒体界和国际局势中不断施压和煽动，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一旦战争爆发，Alicia便会是被侵略国的记者。我不知道她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想我们都在摸索着这个世界的复杂，并希望永远不要处于那样的局面之下。但那一刻，我可能和Elena、安娜的位置更像，而我也会面对一场考验：我能否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和才华），面对历史的节点，坚持正义与自由？能这么问，我想我内心已经有正确答案。在安娜身上，我看到了俄罗斯的良心。我知道中国也有许多良心，私下里，人们有各种意见。但20世纪的一轮轮政治灾难告诉我们，政治灾难并不是一个领导人一个指令就会发生的。面临历史抉择，中国人是否会集体沉默？每个人的态度汇总在一起，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疫情后，我没写太多东西。与其说表达欲不足，不如说表达欲太强，每天想说的话太多，以至于无法排序，陷入某种错乱瘫痪的状态。今天这部电影，似乎让我的表达欲冲破了牢笼，不吐不快。最后用希勒尔长老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If I am not for myself, who will be for me? And being only for myself, what am 'I'? And if not now, when?
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而只为自己，'我'又是什么？如果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