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罪恶的系统里,有道德的人吗?
在一个邪恶的系统里,当强权裹挟着资本,当每个人被这个系统雇佣,道德的选择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有义务阻止邪恶的继续。 罪恶的系统里或许没有无辜的人,但至少有道德的行为,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作为社会系统的参与者和有良知的个人,警惕和纠正过去的错误,日三省吾身:我有认识到系统之恶吗?我有参与共谋吗?我有避免新的罪恶发生吗? 这样,未来才有可能变得不同。
当你身处在一个罪恶的系统里,可以做一个道德的人吗?这是我最近很纠结的问题。
偶然在书店逛到一本书,Nazi Billionaires,饱肚一周,爱不释手。书名翻译成中文是“纳粹富翁”,讲的是在纳粹德国时期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大多是当年的军火商,在纳粹统治时期个个赚得盆满钵满,掌控的品牌可谓大名鼎鼎 - 奔驰、宝马、保时捷、大众、德意志银行、安联保险,每一个在今天都是巨无霸级别的全球企业。这些企业曾经是纳粹的坚实后盾,纳粹正是依靠他们的资金、技术、创业者精神,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犯罪集团,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这些人中,有些在纳粹上台前就已经是寡头。比如Gunther Quandt,他是纳粹德国时期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之一,工厂可谓紧跟第三帝国的步伐,遍布德国、东欧、西欧,纳粹的军队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保障德国军备供应。他在希特勒上台前,就已经靠着在一战中为德军供应军服发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过一系列并购,拥有电池厂、矿厂等多个战略物资工厂,是纳粹政府在工业界的坚实后盾。
有些曾经摇摇欲坠,纳粹救了他们。比如Ferdinand Porche,保时捷公司的联合创始人。Ferdinand是一名汽车设计师,在纳粹上台前,他连续两次被公司开除,于是成立了保时捷公司,从头再来。生意上郁郁不得志的Ferdinand,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希望。当时,希特勒提出要做一款“人民的汽车”,就像美国有福特公司一样,德国也要有民族品牌,让普通的德国百姓都开上汽车。在拒绝了来自犹太人设计师的方案之后(纳粹怎么会让犹太人来设计民族标志?),保时捷得到了机会,他的方案胜出,并成为了希特勒最爱的汽车设计师,从此世界上诞生了大众和保时捷两个汽车品牌。讽刺的是,这款“人民的汽车”,虽然得名“大众”,但最终只生产了不到700辆,而且基本全部被纳粹高官持有。
保时捷的创始人Ferdinand Porche给希特勒展示大众车的设计模型
在纳粹统治下赚钱,你可能觉得没什么。这就是市场的选择,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就是逐利,这是分工所致,要怪就怪纳粹设计的政治制度,希特勒才是始作俑者。但如果你认为这些纳粹商人只是进行正常的市场经营,和任何自由市场都一样,那就错了。自由市场需要尊重私有财产。然而,纳粹商人的市场地位往往建立在掠夺之上。
这就不得不提到纳粹实施的“雅利安化”(Aryanisation)政策。众所周知,纳粹党是一个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信奉雅利安血统之高贵、迫害犹太人的团伙。在纳粹治下,犹太人经历了多轮的清洗,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对犹太财产的“雅利安化”。
就这样,对犹太人的打劫在国家赞助下开始了。Finck是来自慕尼黑的大亨、巴伐利亚首富,旗下掌管着安联保险等金融企业。他在为希特勒修建了一座德国艺术博物馆后,得到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巨额的一次偷盗机会:“并购”罗斯柴尔德银行。“水晶之夜”让德国的犹太生意被洗劫一空,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也被连同房产和艺术品,被纳粹收编。在买通了纳粹党政军领袖戈林之后,Finck用600万马克吃下了原本价值4800万马克的欧洲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在用类似的伎俩吞并了另外两家犹太银行后,Finck的金融公司Merck Finck资产翻了五倍,来到9900万马克。类似的“雅利安化”案例数不胜数,盘踞在纳粹高官周围的工业家,以低于市场价70%、90%的价格,抢光了犹太商人的财富,并将它们赶出了德国,许多人犹太人被迫移民到了英国、美国。
Finck和希特勒一起,参加德国艺术博物馆的开幕式
如果这还只是经济层面的罪恶,那与纳粹高官串通、主动修建集中营、在工厂中使用强迫劳动,这些足以让任何人下十八层地狱。这恰恰就是纳粹工厂在企业家的管理下做的事情。这是作者描写的在Gunther的军火工厂里的一段:
在 AFA 工厂的铅部门,俘虏不被允许佩戴特殊的口罩或衣服,以保护他们免受有毒烟雾的侵害。 那些因铅中毒而出现严重绞痛等症状的人,尽管疼痛难忍,仍被迫继续工作。 囚犯因滚烫的铅而发生事故,有些人的四肢被三度烧伤,不得不截肢。 俘虏的手和手臂经常卡在 Günther 的机器中,“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肉大部分从骨头上拉到上臂,”目击者后来说。
AFA的 集中营分营始于1943年7月中旬。大约50名来自 Neuengamme 的德国、波兰和塞尔维亚囚犯,开始建造离工厂只有400英尺的营房。大约二十名党卫军被派来守卫工地,他们立即开始虐待俘虏。 这个分营的第一任领导人是监督施工的党卫军上士 Johannes Pump。 一名目击者后来作证说,他“用他的木棍殴打囚犯,他们的工作对他来说不够快......在电池厂工作的女人们的注视下,他尤其残忍地殴打犯人,来炫耀自己。”
大约1500名来自 Neuengamme 的俘虏很快被带到分营,在 Günther 的工厂工作。 他们遇到了更糟的虐待。 在营房前,囚犯们必须建立一个点名区,并配备绞刑架,从分营外可以看到,试图逃跑的俘虏都会被绞死在其他囚犯面前。 其他逃犯被用手枪击中脖子处决。 至少有403人在Günther心爱的AFA工厂中丧生。
而这不是个例,甚至不局限于书中列举的商人。在那个时代,稍微上规模一点的企业,都是这个套路。你可以去Google任何一个今天德国传统巨头企业的历史,并在搜索时加上“Nazi”一词,都会跳出一系列当初与纳粹合作的内容。无一例外地,他们通过攀附纳粹高官、实施贿赂,获得巨额的德国合同,支持纳粹对他国的侵略,巩固纳粹权力,以此从而榨取令人咋舌的利润。当战争加剧、劳动力吃紧时,工厂便和当局合作,强迫女性、犹太人、战犯、俘虏在工厂里进行日夜工作。在他们眼里,这些连奴隶和畜生可能都不如,只是最终记账本上的一个数字,报告里的一个编号。
读到这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借口为纳粹公司开脱。他们每个人都不仅情愿在纳粹体制下赚钱,而且视纳粹为机会,主动迎合、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如果没有纳粹商人,可能就没有纳粹。在纳粹早期,其实政党的资金链吃紧,一直都面临关门的困难。企业家的资金让纳粹获得了自有军队和宣传力量。可以说,企业的共谋造就的纳粹。
我们应该谴责商人的个体行为,他们的责任不可逃脱。但同时,腐败和邪恶从不是个体事件。一个商人的罪恶,背后是他要服务的政治集团、要当打手的下属、从中获利的家人朋友、知情而隐瞒的熟人、被买通的媒体记者、新订单所雇佣的工人、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无论你是官员、富商、富商的家人朋友、公司的职员,只要你还活着,就应该用过纳粹公司的产品,或者受雇于纳粹公司。你或许对老板的行径并不知情,也或许故意避免知道真相,从而抱有某种虚假的无辜。但从不正义中获利,本身就让一个人的手上沾上鲜血。犹太人的死,就变得与你有关。每个腐败事件都是一次系统性的事件,而无数个腐败、罪恶拼在一起,就是整个社会。这场纳粹主导的资产洗牌让纳粹分子们享受了掠夺的快感,也让整个德意志民族成了同谋者。在一场时代的浩劫之下,每一个犹太家庭都是受害者,而每一个德国富商、甚至每一个顺从纳粹的德国人都是共犯。
清理这样一个社会,首要目标自然是清理罪魁祸首。比如希特勒,他已经被打成全球的公敌,永世不得翻身。但这就够了吗?世界记住了希特勒,但希特勒也只是一个人。如果希特勒没有背后的整个系统的支持,从政治到经济,从党员到富商,从国内到国际,纳粹如何成为纳粹?世界如何陷入浩劫?
但二战后,发生了什么?
二战后,美国将矛头由纳粹指向苏联,需要西德快速恢复经济和工业实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的去纳粹化名义上开始了,但纽伦堡审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纳粹政客,几乎略过了所有德国企业家。而少数被审判的企业家,量刑重的也不过是囚禁七年;大量的企业家不仅逃脱了最高级别的审判,哪怕在德国当地的法庭上,他们把“雅利安化”下对犹太人资产的掠夺说成协助犹太人离开德国,把赚取的高昂利润扭曲成是纳粹胁迫下的结果(谁逼你赚几十亿美元?),并且通过买通证人,在法院上获得洗白的证词。许多人甚至连罚金都没有付,就得以过关,美其名曰,一场过场,就是完成了“去纳粹化”。
这些人因政治起家,又再一次因政治而获利。很快,战后的西德在马歇尔计划下重建,纳粹工厂一夜之间成了自由民主的工厂。同样的员工,同样的企业家,甚至是同样的纳粹官员(比如纳粹外交部长Rudolf Ribbentrop),来到这些成功“去纳粹化”的工厂任职。身为20世纪最大灾难的始作俑者,这些德国的企业家靠着希特勒和纳粹之死,解脱了自己的道德责任,杀人放火之后,继续享受着金腰带。
在今天,当初的企业掌门人已经相继去世,但他们的后人仍然把持着公司,并且不思悔改。宝马汽车今天30%的股份属于Stefan Quandt,他的爷爷是Gunther Quandt,纳粹德国最大的军火商,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是他的舅爷爷。Stefan的弟弟当被问道家族如何看待在二战中的罪行的时候,Sven说:“我们必须尝试忘记这件事。类似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发生过,别人早就不提了。”近年德国呼声很高的右翼党派“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大金主,恰恰就是安联保险的创始人、掠夺了罗斯柴尔德银行的Flick家族的后人,Finck Jr.。今天的德国仍然无法走出纳粹的历史遗产,去纳粹化的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Quandt家族后人Stefan Quandt,宝马公司的拥有者
没有苦难应该被忘记。正当我们忘记,悲剧就会重演。今天的世界似乎正在梦游一般地走入下一场浩劫。全球右翼势力在国家主义的话语中兴起,民众在民粹势力的煽动之下,选择相信救世主的权威,而不是科学、理性、启蒙、自由的机制。这场浩劫背后,是无知无辜的大众,和充满罪恶历史但从未得到审判的犯人。
站在社会层面上,纳粹商人也只是冰山一角。这一角已经相当无孔不入。当你买一辆奔驰车、宝马车、大众车,或者坐着ThyssenKrupp的电梯,与德意志银行做生意,就已经用脚为纳粹商人投了一票,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脱离纳粹,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邪恶,在无孔不入地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吸取着能量,被我们的默许而滋养、生发,继续他们的掠夺?
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Nazi Billionaires一本书提供了大量的细节,这里没有一一展开,仅讨论一些主线和皮毛。世界有罪,这点并不新颖。但它提供的大量纳粹细节,再一次逼迫我正视这个世界的不正当遗产。它告诉我了一些世界新的犯罪可能,一些纳粹的犯罪,而这些犯罪行为就像空气一般,弥漫着整个世界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开的车,住的房子,吃的零食,学校里的楼,都有犯罪的痕迹。假装无知,并继续盲目地认同、行动,看起来不是一个道德的人可以做的选择。但世界只有一个,选择脱离系统,你可能连饭都吃不到;这就相当于选择死亡。或许在一个邪恶的世界,离开是一种道德选择,那些在看清现实后选择自杀的人,比如老舍,才拥有着高贵的灵魂。但这种能够突破生物本能的选择,或许留给圣人而非凡人的。除此之外,我们能做什么?在一个邪恶的系统里,当强权裹挟着资本,当每个人被这个系统雇佣,道德的选择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们有义务阻止邪恶的继续。
罪恶的系统里或许没有无辜的人,但至少有道德的行为,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作为社会系统的参与者和有良知的个人,警惕和纠正过去的错误,日三省吾身:我有认识到系统之恶吗?我有参与共谋吗?我有避免新的罪恶发生吗?
这样,未来才有可能变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