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两天在国内发生的一切,我突然有无比的希望感。久违的力量感从心底燃起。看着人们走向彼此,走上街头,我感到,天终于、终于、终于快亮了。
我看着上海街头的人们拿着一张张白纸,上面不书写任何内容。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呼唤。它不留诉求、不讲纲领、不谈主义。它只说,我们不满;我们不会继续跪倒在现实面前;我们要改变,要站起来。这次的上街不是一个社会运动,它是一场运动的运动(movement of movements)。它代表的不是一种理念,而是无数个社会理念面对日益疯狂的清零政策的共同哀嚎。从这点来讲,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社会运动。它寄托了一个时代的人的同情与愿望,它寄托的方式如此特别,一张白纸,每个人都有未说的话。每个人的诉求又是那么的不同。我听到武汉在抗击封控,上海在为乌鲁木齐哀悼,北京呼唤着言论自由和艺术自由,南京呼吁改革,成都喊着“新闻自由”、“不要独裁”、“不要终身制”。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个统一的诉求,一个统一的阵线就够了。
在海外,更是一片百花齐放的态势。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纽约等地都在发生自组织的游行抗议。这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运动,更谈不上“境外势力渗透“这种空洞的高帽。我看着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广场上,从群结队的中国人来祭献鲜花、点燃蜡烛。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Do not fear”,但当我的相机扫去,举标语的女孩下意识地向上提了提A4纸。看得出,她害怕。但勇气不是害怕的反义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内心拥有恐惧但仍然选择挺身而出,这才是勇者。
去集中化的特点正是这场社会运动的生命力之所在。一人、十人、一百人,只需一张白纸,走上街头,就完成了一场集结。我们不需要总是波涛汹涌。一条大河可以靠水坝控制,但如果是无数的支流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社会的每个环节,当社会压力如大水漫灌一般排山倒海而来、每根毛细血管都迸发着鲜血,几个警察、一些士兵,是无法螳臂当车的。
也正是如此,我不担心同胞们的安危。这次,他们不敢开枪。开枪,瞄准谁?这不是一次广场政治,而是无数广场、大街、巷尾、商场、大桥下的运动。它不是一条乌鲁木齐中路的运动,每条马路都在变成乌鲁木齐中路。你能清理一个广场,但你能清掉所有广场、所有马路、所有商场吗?疫情封控已然破产,在经历了三年的磨难后,民众的忍耐已到极点。现在,我们要走出去了。要走出家门,看看你的邻居。走出小区,看看你的同乡。走进公共空间,看看你的同胞。走出国门,看看整个世界。
文明往往在灾难中发源。我在希腊待了一周,触摸西方文明的起源时刻。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起源是苏格拉底之死。这是一个汇聚了定义西方世界两千年的矛盾时刻。雅典作为民主制度的诞生地,是西方政治历史的瑰宝。苏格拉底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智慧的结晶。然而,民主在雅典宣判了苏格拉底的死刑,困扰无数未来人的问题应运而生:民主是个好东西吗?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西方文明得到了一场可以不断重复的记忆:民主的运转离不开对基本人权的保护,这是避免多数人的暴政的唯一途径。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场灾难,但新的文明也因此应运而生。
从这个意义上,我会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看作是东方文明的开始。几乎与苏格拉底之死出现在同时期,这场文明的浩劫发生在秦国的专制制度之中。随着专制制度在中国政治历史中的延续,焚书坑儒的一幕被一代代读书人铭记着。他们知道,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国家里,拥有真理和知识是危险的、令人忌惮的,但又是必要的。一个是民主国家,一个是专制国家。站在文明的起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政治与哲学的冲突,又因为他们不约而同的昏招,孕育了一场持续千年的文化运动。两大文明,从灾难中诞生。
我不知道未来人会如何理解今天这场运动。如果在上周你问我,我一定完全想不到事态发展的速度、程度、自发性。难道中国人不是已经被奴役的顺民吗?难道政治宣传不是极其有效以至于人们深刻认同清零政策吗?难道数字极权制度已经消灭了任何联合的可能吗?但学者的问题就是只能研究过去,却无法对未来做出判断。我们只能在几年以后回看今天,做出一些看似合理的解释,却无法在身处其中时明晰一切。你所拥有的,就是历史在你眼前上演、你身处其中的必然感。当历史之潮席卷,你别无选择,只有弄潮一番。
苏格拉底让监狱成为了文明诞生的地方。一间牢笼,几块石板,原材料就这么简单,但影响千年。我不知道这场正在中国大地上上演的社会运动会去向何方。它或许会燃向政治,也或许会作为一束生生不息的火炬,点燃无数人的内心。进步没有终点,只有进展和倒退。当我们无路可退,希望也就诞生。
一张白纸,它远没有结束。这是最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