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这三年中，社会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柏林的观点，我曾经认为它回应的是20世纪的事，很多时候只把它当作经典来读。这是我在2014年、2018年、2019年阅读时的心态。但在2022年再读，我突然发现它直接可以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对话。面对威权回潮，专制、极权、独裁这些原本已经逐渐边缘化的政治制度再次回归主流。自由主义的理论问题其实在19世纪就基本有了答案，但今天似乎突然又有了老生常谈的必要性。

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最知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生于1909年的沙俄统治下的拉脱维亚，父亲是当时沙俄帝国最大的伐木公司之一的老板。13岁那年，他举家搬到英国，在圣保罗工学就读，并在日后考入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他坚定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历史、哲学、政治等多个角度探讨自由。在那个激荡的年代，他的学说贯穿整个世纪，在那场世纪交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在今天，柏林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般的人物。无论同意与否，任何严肃的政治学者都要与他关于自由的观点互动。

柏林最有名的作品或许就是这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你或许听过“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个概念，就是出自此文。柏林有个特点，那就是厌恶写学术论文，所以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他的即兴演讲、口述、对话中靠他的助手整理出来的，这篇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总体来讲可读性和逻辑性都很高，值得一读。

在这篇文章里，柏林解读了哲学家们对自由的两种理解。古典自由主义一般将自由看作是“不被干预”（non-interference），柏林称它为“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这里的“消极”不是说这个自由不好，它是说自由的意思不是个人主动采取行动，而是受到保护、免于侵犯。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并追求我们心中的理想。而自由就是免于他人干涉地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密尔在“论自由”中对这方面的叙述便基本上陈述了这个观点。密尔说，每个人都理应拥有一些完全不受政权侵犯的私人领地，只要不伤害他人，便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不意味着人应该有无限自由，毕竟我的自由有可能会减少他人的自由。但同时，好的社会应该保障每个人有一块“自留地”，是完全不受他人干涉的。这是密尔论证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意味着不被干预，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

消极自由代表的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洛克（Locke）、康斯坦（Constant）、霍姆斯（Hobbs）都有类似的阐述。虽然每个人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片自留地、自由完全不受保障，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despotism），每个人都不过时政治权力的工具、受制于它，与奴隶无异。为了个人的解放、从“臣民”（subjects）、变成“个体”（individual），我们必须强调对于自由的保护，让每个人免于武断专横的政治权力的威胁。

与消极自由相对的是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同理，这里的“积极”不是说这个自由好。消极自由讲不受干预，而积极自由强调个人“自我做主”（self-mastery）的能力。要理解积极自由，首先我们需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人可能懒惰、愚蠢、冲动、不讲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没有外人干涉，她仍然受到外力的支配，做的决定很可能是不理性、错误的。可能原本应该学习、写作业的时间，她用来玩游戏、泡线上聊天，或者原本应该提前上床睡觉，但是却控制不住自己刷抖音。这时，积极自由的倡导者会说，其实这个人并不自由；她不具备自制力，被一些隐形的因素而牵着鼻子走，做出了违背本人理性意愿的决定。一个自由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是自觉的、理性的、受启蒙的，她能够意识到自己最重要的利益和价值是什么，并且知行合一，排除干扰，掌控自己的生活，并用一个自由的本我做出决定。

在柏林看来，积极自由是个相当危险的概念。积极自由强调个人要突破当下的自我，看到更高、更伟大、更真实的自我，获得启蒙。这意味着解放不来自实现当下的欲望。恰恰相反，解放来自突破当下的欲望，做自己“真正的”主人。许多历史上的暴政，无论来自教会还是国家领袖、社会领袖，都可以追溯到对积极自由概念的滥用上。个人要超越自我、看到上帝的旨意；看到自我和阶级敌人的关系；看到同一个国家同胞的共同使命。如果你看不到，说明你还不够理性、启蒙。就像小孩子需要接受教育后才能理解教育的意义，国民也需要被教育后才能理解“积极自由”的意义。以此为名，“积极自由”是个筐，统治者可以任意地装入自己的兴趣和利益，在社会这块画布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指挥人民去自我牺牲，来实现一些虚无缥缈的、更“高”的集体目标。如果你不认同，这不是政治目标的错，而恰恰是你的本我尚未突破和开化的结果，所以要对你进一步教育。

积极自由具有很强的家长主义（paternalism）。它将人对自己的决定权从个人手中交给了某个“专家”、“智者”，由他们决定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事情。希特勒、斯大林无不如此，将国民的自由等同于纳粹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自由之名，剥夺每个个体的权利并奴役所有人。因此，如果我们想抵制政治强权，首先需要警惕政权对于“积极自由”概念的滥用。他们掌握着对“价值”的最终解释权，因此也就掌握了个人应该追求什么目标的决定权。靠着“积极自由”的概念，一个国家有危险滑入最难以想象的奴役深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柏林的理解也就到这一步了。自由有两种，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自由说人不应该被他人干涉，积极自由说人应该自我实现、自我掌控。积极自由让世界一次次陷入极权暴政，所以我们应该警惕它。

我第一次读柏林是2014年，当时在准备牛津申请，研究自由主义。过去8年来，我至少4次通篇阅读这篇论文，在本科时期，我写了许多论文，都是关于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这篇“两种自由概念”和彼得辛格的“饥荒、富裕和道德”应该并列是我读过最多遍的论文。不过这次读完，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读懂柏林。

这里的读懂不是说之前读错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争已经被许多理论家反复讨论，光读评论也已能够知晓大概。这次我尤其关注的不是他对两个概念的论述，而是全文的一些“边角料”的部分。开头柏林先讲了他对政治理论的理解，这段话打动了我

一百年前，德国诗人海涅警告法国人，不要小看想法的力量（power of ideas）：在思想家的书房里孕育的哲学概念有毁灭整个文明的能力。他提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彻底颠覆了德国的自然神论，并把卢梭的作品描述成一把沾血的剑，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毁灭了旧政权，并预测Fichte和Schelling的浪漫信仰将会有一天手刃西方自由主义。

我们不应该过度夸大社会变革中思想的作用。任何深远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我们无法简单地把变革归因成哲学家的功劳。不过在柏林看来，如果没有社会力量，政治思想或许只能留在孕期；但如果没有政治思想，社会力量是盲目而失焦的。过去读柏林，我几乎从未注意过他文章开头对于政治理论本身的宏观判断，只读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解读。这次突然注意到这一点，看得出，这是他做政治理论的原因之一：在书房里手刃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我看来，柏林是密尔的同情者，但他仍然不吝言辞地批判着密尔的观点。比如密尔说自由是神圣的，因为它可以发展人类文明；创造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市场，让真理得以问世；鼓励创新、随机、独特、天才、道德勇气、脑力；避免集体平庸、不让社会习俗摧毁个人的多元和富足，等等。在柏林看来，自由的神圣性和密尔谈到的自由的好处之间的联系是事实问题（empirical question）而非哲学问题。比如言论自由是否是高质量思想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便可以讨论。在历史上，极权专制制度下，面对强大的政治力量，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似乎给密尔的理论提出了反例。这不意味着柏林认为极权专制有利于思想发展，但至少密尔的表达是不严谨的。

在中篇，柏林提到自由作为一个政治理想是一件非常新晋的事情。古代文明中，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中国，都没有自由这个政治理想作为传统，而在西方文明中发扬光大，也要追溯到19世纪左右。新晋不代表就没有生命力，或者错误。但其实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仍在被发明之中；思想史中的资源有限。这个观察引起了我的注意。前两天在听“五四百年”的讲座系列，其中有一讲，关于为什么自由主义不能在中国扎根。讲座中不止一位教授提到，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思想资源来支撑自由主义，因此胡适等一批人需要通过新文化运动再造一个能够激发自由主义精神的中国文化。如果柏林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还没有独立考证），那么自由主义在西方其实也是相当新奇、缺乏资源的，为什么在这里就可以发展起来？好像可以进一步研究。

柏林还讨论了犬儒主义的自由观。对犬儒主义者来说，人不应该渴望实现不了的事情。如果欲望不被满足，我们应该想办法控制欲望。只要消灭欲望，也就消灭了失望和不自由。柏林将这成为“撤回内心要塞”（retreat to inner citadel）；既然我野心太大无法实现，不如将我的战线收缩到自己能够掌控的地方，在这里耕耘。在柏林看来，犬儒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是暴政的福音。每当暴政威胁个人权利，比如封杀个人言论、随意囚禁国民，犬儒主义者都可以告诉自己只要不去想，就没事。诉求受阻？只要放弃诉求，不再追求幸福、政治权利，你的诉求就不会受阻了。这好比是胳膊被划伤，与其治疗伤口，不如直接断臂，消灭伤口。在柏林看来，当我们面对阻碍，解放应该是消灭阻碍，而不是一味撤退。不断撤退的结果远远不是解放。从犬儒主义的历史也能看到，犬儒的出现后紧接着是希腊民主的瓦解以及马其顿君主制的上台。伴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扩张，犬儒自由的终点，或许只有自杀，通过最终对生命的放弃，消灭一切政治权力对你的束缚。

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充斥着一种犬儒主义。个人对于政治感到无力，既无从参与，又受其威胁。许多个人选择撤退，回归消费主义和个人生活，不在公共场合发言，不与政治流程互动。许多人跑去大理、西藏这样的地方，试图远离政治，开垦一片自留地。但现实是，越躲，你的空间越小。权力吞噬真空。在一个无人抵抗的土地上，权力只会不断前进、扩张，直到它再次与你发生碰撞。如果你不选择回推、继续躲藏，那么终有一天你将无路可退；自杀是唯一解法。犬儒的终局不是危言耸听，红色高棉时期的僧人和文化大革命中无数自杀的人们，都是值得玩味的例子。可惜人类社会如此健忘，以至于有时我们看着历史悲剧一步步发生，却喊破嗓子也无能为力。你叫不醒装睡的人。

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诊断是它假设世界有一种唯一解。理想一定是自洽的，推导一定是严谨的，这是启蒙理性主义（enlightened rationalism）告诉我们的道理。从康德、黑格尔开始，一系列思想家希望通过纯粹理性的方法，寻找世界贯穿始终、解释一切的大规律，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都是这样的工具。柏林认为这样的搜索是徒劳。它假设人的理想是有统一规律、可以自洽的。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时刻面临着相冲突的政治理想的取舍。正义、平等、自由、美德，这都是不同的价值，时刻发生着矛盾。理性主义者过于想要找到一个能够和谐一切的解法，这从柏拉图就已经开始。这让理性主义者们一次次成为强权的代言人，通过一个原则、一套理论，驾驭全社会的需求。为了避免专制政治，或许我们应该放弃对于世界唯一解的执念，拥抱多元主义（pluralism）。我们应该认可，人的理想是多元的，存在取舍，这是混乱而充满矛盾的，同时也没有标准答案。在此环境下，自由选择就显得更加重要；不是因为自由选择可以带来“正确”的答案，而恰恰是因为不存在这种“正确”答案，我们更应该通过自由，避免政治权力强行逼迫共识。

民主制度能解决强权的问题吗？至少从柏林这篇文章里，他的态度并不明确。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曾经警告民主政治中存在的暴政风险。密尔在论自由中专门强调了“多数人的暴政”和“公共意见的暴政”两个概念。自由不仅仅来自于选举，更来自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著名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Benjamin Constant认为，自由的敌人是无限权威（unlimited authority），这是专制体制的特点，但民主制度如果设计不佳，也可能有这个问题。如果只是把无限权力从一群人手里穿到另一群人手里，这不会促进自由。自由来自避免任何人拥有无限权力。“在任何人手里的无限权力都一定会摧毁所有人”

这里，我想柏林涉及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却没有展开。积极自由强调让人当家作主。如果人民不想当家作主，怎么办？柏林说，

几乎所有政府都可以操纵和影响公众的意愿。而暴政的成功就是因为它可以让奴隶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它不需使用武力；奴隶有时甚至会真诚地宣布自己的自由，但他们仍然是奴隶。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认为自由的奴隶？一种观点是，民主主义者们应该解放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枷锁，并打破它。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积极自由的观点。但这可取吗？难道以解放之名、将奴役和压迫的意识带给奴隶们，本身不是一种政治灌输和思想暴力吗？过往的政治运动中，倡导要“教育大众”、“启蒙大众”者不胜枚举，但他们行动的效果则很难说，我们似乎无法既拒绝使用积极自由，又支持自由主义。或许积极自由的问题不在于“积极”本身，而是“积极”的内容。柏林所提出的“多元主义”，其实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只不过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罢了。当然，或许我们也可以区分两种积极自由：思想的和行动的。思想层面的积极自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那些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和误区，并试图突破自我，这才能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但在行动上，直接将积极自由强加于人或许不是最有效的方式。有些可能直接为日后的政治灾难奠定了基础。积极自由或许只能作为思想工具使用，行动工具要另寻出路，不然就会上演的惨剧。这也是Constant的自由主义理论所批判的对象。

上次读柏林是2019年，当时我在准备本科毕业考试。三年后再读，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从他的主要观点开始转移到他的学术边角料。一方面，我的思想在成长。虽然不在学校，但其实并没有停止对自由的思考。在我本科申请的个人陈述中，我就曾经写到了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如今再读，能够明显感受到个人兴趣的主线一直未变，我渴望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并寻求更深刻的对自由的理解。但同时，我的细节兴趣在变。我不再只把柏林的作品当成一份概念梳理和发明，而关注他看问题的框架和对今天现实的意义。柏林的作品不再是一个知识游戏的素材，而是鲜活的与现实互动的机会。

另一方面，这三年中，社会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柏林的观点，我曾经认为它回应的是20世纪的事，很多时候只把它当作经典来读。这是我在2014年、2018年、2019年阅读时的心态。但在2022年再读，我突然发现它直接可以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对话。面对威权回潮，专制、极权、独裁这些原本已经逐渐边缘化的政治制度再次回归主流。自由主义的理论问题其实在19世纪就基本有了答案，但今天似乎突然又有了老生常谈的必要性。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提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过去三年的变化。可能世界的变化从来都是进两步、退一步。生在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让世界不要再退、尽快前进吧。犬儒的出路是集体自杀。自由主义的出路是共同解放。我想选择是明确的，缺的是那些密尔警告的事情：思想自由、创造性、道德勇气。

柏林在牛津任教时，是出了名的演说家。他在餐桌上、办公室里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旁征博引，这个景象曾经是牛津一景。可惜他在97年就已过世，我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他的样子。不过他创办的Wolfson College我倒是去过几次，每次去都要找一找他的痕迹。

先写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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