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施康定：毒害美国一代人的现代鸦片

历史的重复往往就是遗忘历史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个人都过于渺小，时刻面对着系统的碾压。有良知、有爱心的个人需要自发组成系统，才可能让世界走向不同的未来。

最近看了一部美剧《成瘾剂量》（Dopesick），讲的是美国在过去20年里的鸦片类药物泛滥的问题。而这一切都要从一款药物说起。

奥施康定（oxycontin）是一款鸦片类的止痛药，它于20世纪初问世，可以帮助具有重度疼痛的患者快速缓解痛感，药效最多可以持续6小时。它是重度疼痛者的福音，但作为鸦片类药物它容易让人上瘾，因此医生们一直以来都谨慎地使用此药。

然而上世纪80年代，美国医学界迎来了对鸦片类药物的新风潮。在一篇《新英格兰杂志》上发表的来信宣称麻醉药治疗的病人少有上瘾。这不是一篇同行评审的文章，只是一个医生根据在自己医院里的病人情况写的观点。但就是这样一封读者信，却让普渡制药公司看到了机会。他们根据这封读者来信四处为奥施康定宣传，宣称《新英格兰杂志》的“研究”表明鸦片类药物的成瘾性被高估，并资助成立了美国疼痛管理护理学会，创造了诸如“疼痛是第五生命迹象”的伪概念，四处宣传疼痛管理的重要性，为奥施康定代言。

普渡的一系列操作逐渐奏效。1995年，美国药物监管局（FDA）为奥施康定批准了一个特别的标识，上称“奥施康定所提供的延迟吸收机制，被认为能减少药物滥用的风险”。这是鸦片类药物首次获得类似标识，相当于给了普渡一张金字招牌。这开启了美国药物市场20年的疯狂。

靠着FDA的许可和大量的公共宣传工作，普渡制药启动了一架庞大而精密的药物销售制度 - 医药代表。这是普渡的首创。普渡公司在全美的各大洲、城市、县雇用了大量的医药代表，他们的任务不是帮助病人，而是向医生推销奥施康定这款药物。这些医药代表无孔不入地结交医生，为他们买花、送礼、请客，滔滔不绝地讲述奥施康定的好处，并且邀请医生们免费去海边“开会”，结交更多的医药代表和行业专家。

逐渐地，医生们开始收到病人药物上瘾的反馈。但拿着FDA的许可证，普渡制药有恃无恐。上瘾了？双倍用药！他们推荐医生们加倍地用药来治疗上瘾病人，宣称上瘾病人的症状是疼痛加剧导致的。为此，他们还发明了“个人化用药”的指南，单个药片的药剂量从10毫克一路飙升到150毫克。

疯狂的药物销售带来了疯狂的结果。这款原本只应被用于重度疼痛的药物成为了美国的标配止疼片，席卷美国。大量的普通人因此染上药瘾不能自拔，不断向医生寻求更多、更大剂量的奥施康定。许多人甚至因此走上成本更加便宜的海洛因之路。根据统计，在1999年到2020年间，美国有84万人死于鸦片类药物滥用，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吸毒的瘾君子，他们只是按照医嘱服药而已。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滥用事件之一。这二十年恰恰是美国政府宣布向全球毒品宣战的二十年。然而奥施康定却以合法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欺骗更多的无知民众和医生染上毒瘾。奥施康定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深远的。

这里面有“规制俘虏”（regulatory capture）的问题，监管方受制于被监管方。美国的药物监管制度是严密的，对科学的要求很高。监管方与公司本应是独立的关系。然而对于拿着较低的工资、升职希望渺渺的政府官员来说，许多人都觊觎着未来有一天跳槽到私营部门、拿高昂的年薪，所以这些被他们监管的公司反而是监管者需要讨好的对象。当初为奥施康定批准特殊许可的FDA副主任Curtis Wright在批准药物后摇身一变，加入了普渡制药的政府关系团队，领着几十万美元一年的高额年薪。美国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走的过近，这影响着美国政府体制内在的动机规律。现在已经有多项规定，禁止政府雇员在离开政府后马上加入相关行业，但可以想像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法规避旧的规则。

同时，专家存在利益冲突问题。医学是件高精尖的工作，一般人很难理解和判断一个药物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家协助判断。这给了专家们极大的话语权。然而也正是这些专家在普渡的支票的作用下成为了企业的代言人。他们用专业知识赚取了大众的信任，并用谎言为其变现，别出心裁地用“研究”发明出各种新专业名词，供普渡用于宣传。有的图甚至粗劣地可笑。比如下面这幅纵轴标记不均匀的图，哄骗了无数消费者和医生。专家的动机问题如同官员的动机问题一样，也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面临的阻碍。我们如何确保聪明的、掌握信息的人，在行动时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而不是用自身优势行骗？

资本主义制度让许多公司成了普渡的帮凶，首屈一指的就是麦肯锡公司。这家享誉全球的咨询公司为普渡出谋划策，是大剂量奥施康定药片背后的始作俑者。2007年，哪怕在普渡供认有罪之后，麦肯锡仍然继续为普渡服务，建议他们与其他鸦片类药物厂商合作抵抗美国的监管部门。在一个市场至上、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我们一一次地看到个人和集体道德的毁灭。麦肯锡的工作是咨询，这是个类似于“军师”的角色。你的任务不是正义，而是实现客户的旨意。市场的机制总会为买家寻找到卖家，无论买家的目的如何。而正是在这样的机制下，普渡的卖药大业的效率日益精进，以至于无情毒害八十余万美国百姓。

当然，最无法逃脱责任的是普渡公司本身。他们作为一家医药企业，漠视患者健康，对层出不穷的药物成瘾案件不管不管，冠冕堂皇地称这是使用者的滥用、医生的过度用药，忽视大量严格遵照医嘱用药后依然沾染毒瘾的病例。而他们开创的医药代表制度更是让医药企业销售制度的扭曲登峰造极，让本应替患者服务和着想的药企和医生成为利润工具，将患者的病痛视为榨取经济价值的矿井，利用患者的弱势和无知，大量开剂奥施康定药物。 这将基本的医疗伦理和做人的底线全然扔到窗外不顾。

而最后的结果呢？80万无辜的美国民众因此丧命，还有数不清的家庭、社区被毁。而背后的罪魁祸首普渡制药虽然被迫交出80亿美元的历史级罚金，公司也在2021年正式停业，但他们曾经一年的销售额就是30亿美元，这笔罚金之后，普渡背后的萨克勒家族仍然是亿万富翁。这个家族没有人因为奥施康定而入狱。在巨额罚款之后，他们仍然住着豪宅、开着豪车、墙上挂着名画，享受着奥施康定带来的荣华富贵。他们曾经是全世界各大艺术馆的赞助者，现在虽然很多地方 - 比如卢浮宫 - 已经拿下他们的名字，但萨克勒美术馆仍然立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蛊惑无知民众对萨克勒家族的崇拜。这个系统似乎只要你的位置足够靠上、靠前，无论发生什么都动不了你。

Dopesick看得我心情有些沉重。片子里有一位名叫Betsy的小女孩，她因为在矿厂里打工受了严重的背上，被医生建议服用奥施康定后染上了药瘾，背着家里和医生四处买药，变卖掉了妈妈的婚戒和各种首饰，让一家人感到崩溃和绝望。Betsy为了戒毒来到了一个社区的互助中心，却在那里再一次碰到药贩子乘人之危，在Betsy药瘾发作的时候给她卖药。多次的戒毒让她痛苦不堪。因为没钱，她被毒贩引诱着开始注射更加便宜的海洛因，最终死在了街上。

我不知道戏剧和现实有多相似，以及美国的80万民众有多少人像Betsy这样。不过加缪曾说，“小说是我们为了讲实话而说的谎”。奥施康定的使用者许多都来自美国社会底层，这已经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人群，但仍然不被放过，由普渡制药这样的公司继续像吸血鬼一样榨取着价值。

在普渡的故事里，我看到了一场全社会的合谋。普渡制药是这场合谋的始作俑者，但不是唯一的参与者。政府、媒体、学界、咨询公司，他们一丘之貉般地组团打劫，每个人都小心地管理自己的“无知”，确保自己不会在“知情”下参与犯罪行为，谨小慎微地维护自己的良心和法律责任。但作为社会的参与者，有时我们是有责任提出问题的。政府应该问，普渡对于药物成瘾性的研究是否足够可靠。媒体应该问，大面积的药物成瘾案例和医药代表制度之间的关系。学界应该问，普渡资助的研究是否足够客观、科学。咨询公司应该问，企业高层是否对大规模的药物成瘾知情。当每个应该提问的人都被普渡制药买通，一场人道主义危机的上演就不再令人感到意外了。

我在网上简单搜索了一下普渡制药的境外销售，发现奥施康定居然还在中国大面积销售。普渡在中国的公司萌蒂制药至今仍在运作，使用的宣传材料和当初普渡违规使用的材料如出一辙！公司和医生共同宣称药物作用好、成瘾率低，并且用和当年一样的套路，在中国组织座谈会宣传药物。一场已经在美国发生过一次的灾难，似乎在以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今天读到新闻，萨克勒家族在出售在中国的分公司萌蒂制药，开价10亿美元。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做法和在美国几乎如出一辙：与监管部门合作、大量资助学术研究、捐赠艺术事业。北大的萨科勒博物馆仍然在校园中屹立，展示着他们与官方的关系。我没有看到中国相关成瘾性的报道。不过，既然在中国具有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医药代表制度、同样的监管俘虏风险，哪怕在中国的程度不及美国（毕竟止痛片市场的结构不同），但不难想象仍然有许多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染上药瘾。没有调查就无从考证，我们能做的只是推测。万分希望同样的悲剧不会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重复上演。但这个世界上犯罪太过容易。我对依赖于萨克勒家族的“善心”（我们只坑美国人，不坑别人！）并不乐观。中国曾经为了驱逐鸦片赌上国运。如今新鸦片回潮，我们却张开着双手欢迎。这背后有现代医学的新证据作为基础，但历史的车轮滚滚的回响仍然让人难以忽略。

历史的重复往往就是遗忘历史的代价。在今天的世界，个人都过于渺小，时刻面对着系统的碾压。有良知、有爱心的个人需要自发组成系统，才可能让世界走向不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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