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艺术自由和商业模式
当你坐的是马车,你可能想不到有一天汽车的出现。当我们已经身处高等教育,我们也似乎最自然地想到如何让大学变得更好,忘记或许我们应该发明一个全新的物种,和“大学”这匹马车相比,新物种是汽车、飞机甚至火箭。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东西。
近日,斯坦福大学举办了《学术自由大会》,引起了我的关注。顾名思义,会议的主题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讨论美国政治文化对学术研究和观点的入侵。会上的嘉宾都是“牛人” - 纽约大学的教授Jonathan Haidt、美国企业家Peter Thiel、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等等。大家的普遍担忧是美国的左派政治已经渗透到了大学的学术创作之中,从教授的招聘和解雇,到学术研究的资助、发表、对课上的内容视频举报,都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感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导致在学术上的自我审查。这个大会便是一种学术界的集体回应,教授们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反思和总结。
虽说是回应,但其实有些可笑。大会的演讲嘉宾几乎是清一色的白男,而观众席里也都是白发苍苍的白人老爷爷们。也不奇怪,毕竟Peter Thiel作为今天美国右派保守主义的领袖之一,聚集的观众和嘉宾也应该是类似的背景。
我专门听了一下“学术自由的经济学”分论坛(Economics of Academic Freedom),会上Niall Ferguson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理想的大学原本是一个与市场分离的地带。在市场里,商贩们要不停地设计产品去打动买家。在大学里,学者们自由地、不受现实的局限,去思考、探寻世界的真理。然而今天的学者很难再按照理想做事。他们的报酬受大学的委员会管理,而今天的美国大学老师的政治立场明显左倾,在哈佛老师中,民主党的支持者是共和党的17倍,因此保守主义者没有学术自由,因为他们拿不到学术工作。因此,学术自由今天唯一的希望是创造新的学术体制(academic institutions)。现有的体制没有改变的希望,因为学校的左派治立场已经相当稳定,没有主动向中间偏移的动力。
同时,Ferguson认为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自由。他讲到凯恩斯的故事,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第一份工作年薪120英镑,大概是今天的1万英镑。1919年,他得到了来自一家外汇交易所的高薪邀请,不过他拒绝了这份邀请,因为他刚刚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外汇市场上赚了6万英镑,大概是今天的150万英镑。从那之后,他就经济独立了。Ferguson在演讲的最后说到,
“If you want to have academic freedom that's what you have to do. The only person who really has academic freedom at this conference is Peter Thiel.”
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自由和艺术自由很相像,都依赖于背后的商业模式的多元化Ferguson的一席话让我突然回想起月初去比利时布鲁日参观的格罗宁格博物馆(Groeninge Museum)。这个博物馆展示的是荷兰和比利时的绘画艺术,时间跨越6个世纪,覆盖15世纪到21世纪的各种画作。走在里面如同穿梭在时间的海洋,感受着一个个艺术运动的到来。
我无法停止注意到艺术流派和背后商业模式的共同演变。早期的绘画作品基本都是和基督教有关的,画着耶稣、圣母玛利亚等宗教领袖和他们的典故。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当时绘画的主要买家是教会,因此有才华的画家的作品都和教会金主的口味有关。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荷兰出现了一批做买卖赚钱了的商人,他们开始成为艺术品市场上的新买家。新的商业模型带给了艺术家新的创作机会,他们不再必须画耶稣,转而画真实的人像。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商人和家人的画像在17世纪出现。也正是这种写实的人像表达,让布鲁日成为了欧洲艺术创新的代名词。这与比利时的经济创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新的经济机会让新的艺术口味有了购买力,从而鼓励了一批艺术家的创新。
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商人阶级更加多元,新的艺术流派不断出现。到了18世纪、19世纪,新古典主义诞生,让布鲁日继续着艺术的辉煌。慢慢地,画家们开始画山水、画市民、画动物、画神话故事、画远方。这些作品许多变得愈发难懂,变得抽象、晦涩、生僻,变得怪诞、难以捉摸、不知所云。在我看来,艺术的多元解释也很简单:因为有人买单了。因为市场的发展让消费者群体更丰富了,因此商业模式更丰富了。我相信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有格格不入、稀奇古怪的画家,哪怕六百年前也一定有画家希望画人像,或者一些抽象不知所云的东西。然而当时的画家面临的问题很简单:教会只买宗教绘画,而教会是唯一买家。因此,后来我们听到的伟大艺术家们 - 比如Edmond Hove - 既是艺术技巧和理念的创新者,也是创业家、商业模式的创新者。他们为新的东西找到了买家,因此活了下来,让创新有了生命力。
在今天的艺术市场里,丰富程度要远超数百年前。像NFT这样的形态,我都不知道如果回到历史,要怎么跟百年前的人去解释。但它在今天得以存在,今天的人有NFT自由,因为今天有区块链技术以及一个更加多元的世界经济。包容性的经济创造包容性的市场,而这样的市场容纳着更加多元的声音、偏好、作品。奇怪的事物可以成为主流,边缘来到中心。
回到Ferguson的观点,我认为他的说法没错。学术自由可能确实来自经济自由。当学术必须在大学教授的体制内发生,那学术的边界就是这个体制的边界。这个体制希望完成的指标 - 更多学生、更高学费、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政府的亲近关系,等等。体制的政治无处不在,而正是因为参与这些体制,让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影响。但许多教授又受制于此;这是他们的饭碗。终身教职制度是很大的诱惑,多少理想青年为此而梦游进入学术体制,却不曾想这对他们的思想自由的影响。
但我很难同意Ferguson的解法。他说理想的大学是脱离市场的,这才能保障自由。但他又说自由的学术是经济上独立的。然而,这两者似乎有些矛盾,毕竟市场是经济发生的地方,经济独立意味着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学术自由、经济独立和脱离市场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就像凯恩斯靠外汇交易赚了第一桶金,这在Ferguson看来是学术自由的秘诀。那么是不是教授们都应该像凯恩斯一样,先赚钱、再做学术?或者,用自己的学术赚钱?听起来无论如何,经济独立都无法和市场脱钩。
我们需要鼓励的似乎不是知识剥离市场,而恰恰是知识市场的多元化。就像艺术的发展和包容的经济直接相关,我想学术体制的多元化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更多具有远见和判断力的资金,支持志同道合、观点新颖的研究者创造新知识。更多的新富应该站出来,为创新的力量站台。
今天的世界上,富人似乎很喜欢支持现有的大学。美国、英国的名校的吸金能力前所未有,他们是巨额捐款的首选对象。然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背后是知识生产的商业模式创新。世界不缺聪明的脑瓜,但只有获得足够营养,聪明才有用武之地。
这让一些新型的大学教育实验显得异常令人激动。像Minerva、Coursera、EdEx这样的新型教育项目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学习的机会。但新型的研究机会在哪里?现在全球有些新的民间智库,大多受到大金主的支持。也有些在数字经济下靠粉丝经济支持的创作者,他们做youtube视频、写newsletter、卖课。前者代表着大资本主义,后者代表大众主义,都浇灌着创新的苗头。我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研究模式的创新。Ferguson想的还不够远;他不过是提倡新建一些大学。或许,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与大学体制抗衡的研究机制。而它的第一步,来自研究的商业模式创新。
当你坐的是马车,你可能想不到有一天汽车的出现。当我们已经身处高等教育,我们也似乎最自然地想到如何让大学变得更好,忘记或许我们应该发明一个全新的物种,和“大学”这匹马车相比,新物种是汽车、飞机甚至火箭。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我们应该寻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