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世界:我的哲学之路(二)
如果哲学家写过的美好的、理想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都能实现,我们可能已经来到理想国了。在牛津的三年让我领略了职业哲学家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我指望带着答案离开,但却有了更多、更难的问题。这或许也是一种进步吧。
我从10岁开始踢足球。
从小,我的运动细胞还算发达,练过田径、乒乓球、网球,短暂地参加过学校篮球队,熟悉各种运动。当我开始踢足球,上手很快。基本上每天中午和班里同学们下楼踢足球我都会进球,没过多久就踢进了校队。我以为自己的足球天赋异禀、注定要当球星。
然而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校级足球比赛的情形。当时是宣武区的小学生足球联赛,我们的对手是回民小学,他们是有名的北京国安后备队,足球队里的许多队员未来将会走上职业足球的道路,可以说是半专业选手。教练在赛前说让我们好好踢,我也没多想,不过队友们似乎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太大希望。果然,一开场对方就把我们踢懵了,角球开进禁区,对方中锋直接在后点头球入网,我在一边呆若木鸡。半场还没结束,头顶、脚踢,连灌我们四球,半场我连球都碰不到。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业余和专业的差距。那不是靠一场比赛的跑动或者士气就可以弥补的。当别人日复一日地训练、训练、训练,你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再正常不过。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足坛新星连宣武区都冲不出去。
对我来说,我和回民小学的中锋就是中学和大学的哲学学习的区别。中学时,我是哲学爱好者,翻翻书、看看纪录片、和老师同学打打嘴炮,这就是做哲学。哲学家的名字我基本都听过、也可以和别人聊两句,但一旦进入细节就显得无所适从。
而大学哲学则是另一个物种。你首先要明确研究哲学的方法。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哲学?哲学界大体将研究方法分为两种: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大陆哲学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囊括了各类存在于欧洲大陆、非分析哲学的方法论,比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可能对一个中国的知识青年来说这是比较典型的“当代西方哲学”,代表人物是像加缪、德里达、阿伦特、福科等一批欧洲哲学家。他们的作品特点往往是开放、浪漫、大开大合,经常发明一些宏大的理论解释整个人类文明和物质世界,读起来脑洞大开。你可以从文字中体会到大陆哲学家们独特的性格,想象他们坐在街角的咖啡店、叼着一根雪茄、戴着呢子格子的帽子,半醉着,在一杯红酒的作用下挥挥手就为你理清世界的脉络。
而分析哲学的气质很不同。这是上世纪二战前后开始在英语国家流行的哲学流派,从语言哲学生长而出,强调概念的严谨性和推导的逻辑性。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他们批判大陆哲学的方法,认为语言和逻辑是哲学的边界,哲学要深知其边界,划分明确我们可以知道、可以在哲学上有进展的领域,和超越了我们能力的范围。分析哲学家尤其强调定义概念,认为这是共同讨论的基础。他们小心翼翼地推导结论,每次只往前推一点点,尝试像在实验室里做科学一样做哲学。
牛津大学的哲学系主要属于分析哲学的流派。这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哲学系之一,这里的老师、博士生、硕士生都受过良好的分析哲学训练,擅长化繁为简,对各个哲学流派和批判信手拈来。牛津大学的本科没有单独的哲学专业,它会和其它学科组合成为一个专业,比如哲学和数学;哲学和物理;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哲学和现代语言;等等。而每个哲学生入学都会学习大致一样的大一课程,其中包含哲学导论、逻辑学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这是个比较典型的英式哲学的课程。哲学导论主要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话题,探讨什么是知识;是否有非物质的世界;世界的表象是否真实;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界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灾难。逻辑学则会覆盖一些形式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和应用,拆分一个论证(argument)的常规结构,教你如何有效地组织观点和原因来说明一个立场。而功利主义哲学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英式哲学,牛津大学的哲学课顺着几百年来的功利主义传统,继续探讨关于最大化世界生命福祉的话题。
我们学着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写论文,这并不容易。牛津大学的本科课业量重,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每周两篇2000字的论文,一篇是哲学,另一篇是非哲学。虽然一学期只有8周,但满打满算要写16篇论文。我曾经以为这是常态,但当我听说有些学校一学期才写2篇论文时,感到大为诧异。
遍布牛津的个大图书馆是我在牛津大学感到最舒适的地方,用Keepcup接一杯咖啡、带着电脑、坐在几百年的书籍旁的木桌边,思考着上千年的古老问题。每周压力很大,一周开始的时候桌子上都堆着如山的阅读,但逐渐也就习惯了,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会在deadline的时候上交论文。实在交不了的时候,也会偷懒给老师发邮件说我身体不适、“肚子疼”。我想,他们应该每学期都收到不少“肚子疼”邮件。
牛津大学的文科教育传统极深,着重强调写作和讲话两点。写作靠一周两篇文章的量的堆积,而讲话则是每周两次的小课(tutorial),每个同学拿着自己的文章,和学院导师一对一、一对二地在一个私密的环境里讨论本周的话题。许多导师是全世界哲学圈备受尊敬的人物,而小课的机制让你可以每周近距离地接受他们的指导、耳濡目染地学习,这可能是牛津大学本科最具特色的地方。我在这种环境里浸泡着,观察着老师们如何分析一个哲学问题、梳理文献。无数的文献经常读的让我头痛,云里雾里,但老师们上课三言两语就能理清整个话题的辩论派系、关系、逻辑,帮助大家在大脑里组织起一场有效的哲学辩论。好的学术应该化繁为简,帮助大家看清一个复杂混沌世界的一些简单明了的规律和事实。我至今仍然很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让我的世界清楚了一些。
在这种一板一眼的哲学教育里,我很难说自己享受这个过程。专业里的许多话题我并不那么感兴趣,比如行为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和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哪个是正确的、高级趣味(higher pleasure)和低级趣味(lower pleasure)的划分是否合理,我感觉这些话题新鲜,但看不到问题与世界的直接相关性。但就像一个前锋不能光练射门,还要练传球、跑动、防守,你不会对所有的训练内容都感兴趣,但作为刚入门的学生来说,一个相对全面的基础能够方便你日后选择自己的方向。
在大一结束时,同学们会选择大二的课程。大一的课程相对固定,而从大二开始,同学们可以根据兴趣选课。我报考牛津大学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哲学,所以我的大二、大三基本上都是哲学课;少量的几个非哲学课也都是诸如政治理论、正义理论这样的政治哲学课程。
大一对我来说像是一个从高中的缓冲期。我在高中的时候接触了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但并不深入,而且往往从一个“思想史”的维度切入,大致知道个先后顺序,但对具体话题并不熟练。大一的学习为我提供了当代哲学家对古老话题的最新思考,让我看到笛卡尔、休谟、霍姆斯们虽然提出了有趣的观点,但往往疏于论证,漏洞百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一是个祛魅的过程,让我知道了原来这些历史上最有名的哲学家都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我的任务从来就不是崇拜他们,而是指责、否定他们,推动创造新的哲学知识。
大二算是正式入门。在写了一年的哲学论文后,学生们终于对做哲学有了些基本方法,老师们就开始带你进入一些高深话题探索技术细节了。政治理论课上,老师开始从全球、性别、种族、历史不公、未来代际等多个视角拆解罗尔斯的正义论,测试理论是否可以兼容各个前沿话题。在实用伦理学课上,我们会用学术研究来讨论堕胎、安乐死、有效利他主义、素食主义、自我防卫杀人等话题,突破一般媒体情绪来看待问题。在形而上学课上,大家尝试追问更加本质的话题,比如时间是什么、属性(properties)是什么、我是什么。在知识论课上,我们质疑自己如何有任何知识。
在牛津学哲学,也有一定程度的鄙视链。在外面的世界,越实际、越有应用价值的学科就越受追捧,比如计算机、商科、工程;毕业收入越高的课,好像越受追捧。但在牛津,越虚无缥缈、抽象、不切实际的学科就越处于鄙视链顶端。在哲学系内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都算是高段位领域,能在这里辗转腾挪的往往都是哲学天才。稍微更实际一些的话题,比如语言哲学和元伦理学(meta-ethics),地位也很高,但神秘度稍低一些。而越与实际接轨的话题 - 比如实用伦理学,就越被当作是低杠杆领域,只是在实际场景中应用一些更加深奥、深远的高阶前沿理论。理论家对应用者往往有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认为自己是理论的开创者,别人只不过是跟随并做些改进罢了。其实,就像修路你很难讲到底是设计难还是施工难,理论和应用所要求的技能是极为不同的,而且每个环节的工作其实都很具体、细碎、繁琐,各环节的相互配合之下,才能成体系。我现在愈发觉得其实理论和应用是一体两面的,每次应用都伴随着理论创新,而每次理论创新都基于一些具体应用场景的需求,他们未必是上下游的关系。即使是,我们也很难说长江的上游就比下游更重要;这样的说法本身就缺乏含义。
我不能说自己是很好的哲学生。我身边有些朋友具有图形记忆的能力(photographic memory),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口若悬河,似乎整个斯坦福哲学百科都在他们的脑子里,还经常迸出令人意外但极为合理的个人推理。和他们相比,我算是比较普通的哲学生。我会偷懒,也有无数觉得学起来吃力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学校里最聪明的同学们会很轻松地应付考试,然后整天做运动、打游戏,考试还是100分。到了大学,最聪明的同学往往比你还刻苦、努力,整天在图书馆里思考问题、写文章。勤能补拙仍然成立,你可以通过努力拿到好分数,但如果要做到最佳你还需要天才们打盹儿。可惜的是,牛津的天才们往往是工作狂,不打盹儿。
大二的哲学学习在更多阅读、更多论文、更多讨论中度过。我选了许多当大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感到自己的进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框架已经印在我的脑子里。强调概念、逻辑和事实的习惯会让我成为一个有些让人讨厌的朋友,总在提问题、质疑、要求解释,很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对观点点头,常常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就是我的训练,它告诉我不能轻易接受一件事情,除非它符合逻辑。
而大三的学习则主要在写论文上。这不是必修,但我想试试看自己是否有写长篇论文的天赋。当时我对哲学家Nick Bostrom的超人类主义很感兴趣,在考虑如何参与相关研究。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后,我选择了从人类强化(human enhancement)的话题切入,讨论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科技强化人类的各项能力,那我们还应该努力吗?我至今仍然觉得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并且请了牛津大学上广实用伦理学中心(Uehiro Centre)的研究员Alberto Giubilini担任我的论文导师,他是生物伦理学的专家。不过事实证明我研究天赋较低,这篇论文没有很好地梳理清楚领域内的文献(这个领域有点过新,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文献),最终拿了我所有科目里的最低分数,直接让我和一等学位失之交臂。今天想起来,还有丝丝懊恼:如果当时选了另一个考试的科目,可能牛津的一等学位就到手了。
当牛津结束,我的专业的哲学学习也就暂告段落了。我进入了投资行业、慈善行业,开始更加切入实际的工作,离哲学研究越来越远。曾经我也一度对哲学失去兴趣。我记得那是一次元伦理学的大课(lecture),我走进课堂,看着自己身处的诺大的、优美的考试院(Examinations School),墙上挂着中世纪的欧洲油画,高高的屋顶给人一种神圣的氛围。我看着老师手舞足蹈地讲元伦理学的辩论结构,时不时还在黑板上画着决策树,我从他的举止里看到了某种自信,他似乎觉得整个世界的道德系统就在他的粉笔之下。然而,这种氛围让我惶恐万分。我一直认为伦理学是与真实世界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事业,你需要在现实中体验、感受、反思、挖掘,并得到理智的结论。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像做数学题一样做伦理学题目,通过粉笔间的推导,得出人类社会应当有的规则?
有些哲学家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往往都极其缺少现实经历。康德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他推崇用纯粹理性得出深刻道德的结论,而他一辈子都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生活的小镇。他或许是典型的“摇椅哲学家”(armchair philosopher),坐在自己床边的摇椅上就以为自己可以解答人世间的难题。这或许是可行的,但对我全然缺乏现实经历的我来讲,牛津的象牙塔开始让我感到厌恶。这里有时用理性为名裹卷着自己的傲慢和狭隘,推广着它的结论。但如果你看老师们的经历,尤其哲学系的老师们,几乎是清一色职业哲学家。他们从本科就在学习分析哲学,然后硕士、博士、博士后、教员一路晋升,最后到了教授席位,拿到终身教职。哲学的专业化有它的优势。长期严格的训练可以让分析哲学的方法更加严谨,提高哲学研究的精度。
但是准度呢?如果缺乏现实中的经历,不知道堕胎所经历的心理活动和矛盾,不理解少数族裔在职场中面对的天花板问题,没亲眼见过极端贫困,我们真的可以指望哲学家拥有合适的道德情感和直觉,并得出准确的结论吗?专业的训练可以让你打靶时发挥稳定,但它不会帮你选择对的靶子。如果目标错了,精密的优化不过是精密的浪费。
我受益于牛津大学的专业哲学的训练。我的思考清晰了,文笔干练了,精神上更加谦虚,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中学时,我认为全校只有我懂哲学,校长也没我了解的多。但在牛津,我在每次课上惊讶于同学和老师们知识的深度和思维的速度,我知道自己离顶级的差距极其遥远。我没有主动选择谦虚,我的性格里有狂妄的部分。但牛津的学习逼我谦虚。
但同时,我开始厌倦一个“沙发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我对闭门造车式的纯理性哲学学习心生反感,不再向往学术象牙塔。我开始渴望走出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参与、体会。很多人期待哲学家为人提供答案、指明道路。但以我对这些哲学家的观察,我认为他们最擅长的是整理文献、梳理观点,帮你更清楚地看到各方争论,毕竟这才是专业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并不是甘地、曼德拉、特蕾莎夫人们,专业哲学家的任务不是体察民情、与民共进退,深入体验社会并指出明路。在我们困扰的问题上,哲学家一样困扰;在我们不解的问题上,哲学家一样不解。只不过他们能把自身的不解表达的更清楚罢了。
那答案从哪里来?我从小如此崇拜公共哲学家,以为他们的思想照亮了人类文明。但在本科结束的时候,却有点希望破灭。我问自己,学哲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最初,我想从哲学中找到世界政治、社会和经济应有的道路,这是中学的我。大学的我开始把哲学看作一个纯粹的好奇心事业,如同任何其它知识一样,哲学是个游戏,要玩好它你需要提高技术、阅读更多论文。而本科毕业时,我发现我变的困惑。在深入学习后,我似乎对哲学方法能否改变世界有些失去信心。世界真的需要新一篇哲学论文?难道过去写的还不够多、不够广?世界到底缺什么?哲学家应该做什么?
如果哲学家写过的美好的、理想的、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都能实现,我们可能已经来到理想国了。在牛津的三年让我领略了职业哲学家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我指望带着答案离开,但却有了更多、更难的问题。这或许也是一种进步吧。
这是《共同世界:我的哲学之路》系列的第二篇文章,讲到我的大学时光。我会在下一篇讲我近期的一点思考,关于哲学家在今天应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