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论和系统论
别让你的乐观代替了思考,也别让你的悲观代替了行动。 我们要做个体行动者,也要做系统反思者。 我们要帮具体的人,也要对全局有所判断。 我们要寻找有效的助人方式,也要寻找有效的制度。 成年人不做选择。
做公益的过程中,我会遇到两种论调。
第一种是“个人论”,它强调个人行动的价值。你可以把个人论者想象成典型的公益爱好者。他们今天资助一个山区学生、明天在水滴筹上救几位病人、后天去养老院做志愿服务。他们有时被称为“社会爱心人士”。大家都认真地做公益,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同时,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采取一个“能做一点是一点”的态度,通过一件件小事和行动,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人,让社会变得更好。
许多个人论者热衷于帮助他人。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温暖和满足,在利他中找到了自己的意义。但是,个人论者经常忽略苦难背后的深层原因。对待在水滴筹上呼救的人,个人论者往往不会去问:为什么患者会得病?他们不会质疑和批判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和疾病预防体系。在做教育公益的时候,他们把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看作是某种“正常”,不会去问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如此不均背后的制度、经济、文化原因。个人论者关心的是眼前的人。社会问题的宏观成因在他们看来与自己遥远、无关;我只是想做点力所能及的公益而已。
但社会系统里的个体苦难很少有真正的巧合。每个人都生存在一个社会环境和制度之中;环境和制度决定了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获得哪些帮助。相比非洲人,美国人很少死于传染病,因为美国的疫苗普及率高。但这是为什么?有研究者发现,美国和非洲的民众对疫苗的理解没有太大的不同,但美国的疫苗制度比非洲健全,婴儿出生就默认要打免费疫苗,这让美国人免于诸如乙肝、肺炎、麻疹、百日咳等疾病。个人论者往往将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当作给定,尝试在其内部进行优化。然而,跟在一辆泄露的垃圾车后面做清洁,是扫不完的;堵住缺口才能治本。
这就来到了第二种论调,我称其为“系统论”,它强调社会问题是系统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你可以想象“系统论者”是你的知识分子朋友,穿着呢子大衣和灰色毛衣,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拿着一本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无论你跟他们讲什么问题:医疗、教育、贫困、气候、科技,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是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机制性问题、文化问题、历史问题、动机问题。他们或将全球化作为起点,或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中国历史政治文化出发,时不时再带上“人性本恶”论,告诉你世界上的问题都是深远的。不平等?农耕文明造成的。疾病?医保体系的问题。气候?公地悲剧。性别?父权结构的问题。上访?法治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要找到“根源”,改变系统才能“解决问题”。
他们说的并没有错。你甚至会为他们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分析框架所折服,听着他们用萨特、波伏娃、马克思、哈耶克、爱德华赛义德、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奇克装逼。他们普遍反对技术主义。世界著名的公益评估组织GiveWell发现,在非洲捐助防疟疾蚊帐是当今最有效的救人方式,每3000美元就可以挽救一个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这是好事,对吧?但一些系统改变者们会告诉你,技术方案没有意义,因为非洲的健康问题是全球化、殖民历史、种族主义、政治腐败。这些更大的权力分配难题不解决,非洲人民的健康是不会好转的;这不是缺乏技术的事。
这是我的一些“有思想”的朋友思考问题的方式。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社会机器运行的“本质”。他们对个人影响力有着某种不可企及的野心:只有能够系统性、根本性、彻底地“解决”一个问题,才叫成功。帮助一位农村学生?那还有几千万个学生要帮。帮助一位患者?那还有几千万患者要治。减1吨碳排放?中国还有100亿吨碳排放一年。
所以他们有个特点:不做公益,不捐钱。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问题这么多、这么深远,我捐钱又没法一口气解决世界的不平等问题,帮助一个人,后面还有成千山万的人等着。救济是没完的,永远有更多的人需要帮助。他们以“系统论”为由,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既然无法帮到所有人,索性一个人都不帮。
我总是觉得他们的逻辑有些荒谬。我相信“系统论者”们是真诚的,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更加费解。医生不会因为自己治不了天下所有人的病,就不治任何人的病。那你为什么想着,如果不能一口气能解决“根本”的贫困问题,就不救任何穷人?公益盒子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每捐3000块钱做白内障手术就可以让一位盲人恢复光明。我们确实无法一口气帮到所有盲人,但如果能帮到1个、10个、100个,甚至更多,那不是显然也很好吗?
在我看来,个人论者强调个人行动,容易忽略了系统性的不公。这种忽略会让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在不经意间从制度迁移到了社会、个人身上,为懒政开脱。个人应该在他人有难时站出来,但这只是救急,社会应该具有完善的保障机制。系统论者虽然看到了建立机制的重要性,但忽略了个人行动的价值。这让他们在社会机制建立起来之前,采取了“见死不救”的态度,即使他们完全具有帮助他人的能力。
有趣的是,我身边的许多人经济条件并不优越, 但常为“个人论”者。而相反,一些条件优越的、甚至身价过亿,却很喜欢持有“系统论”,几乎从不参与社会事业。一问起来,他们就会提到因为对系统感到失望,所以逐步的付出没有太大意义。(所以你们买法拉利跑车,就有意义了?)更可笑的是,我几乎没有见过系统论者主动寻找改变系统的机会。系统论和悲观主义有很强的关联性,而悲观主义可以进一步为个人的责任开脱;既然未来不会变好,那我不做事、不帮助别人也没关系。对于资源丰富、占据优势、想要逃避个体责任的人来说,系统论和悲观主义的组合可谓天降甘霖。有了这对组合,富人就可以回归到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怀抱,反正也帮不了别人,反正也不会改变这个系统,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开心一天是一天。就这样,“系统论”有时会成为人们自私的借口。
个人论者和系统论者看似是敌人,其实互不矛盾。个人论者可以在做公益时,应该记得背后有更深远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而一个系统论者也可以在批判系统的时候,意识到个人层面仍然有有意义的改变。他们只不过在不同纬度上思考问题而已。个人行为并不直接回应系统,而系统思考也无法直接推导出具体行动。我们需要两者的结合,在对社会系统有一个深入认识的同时,不忘记个人行动的责任。当一个利他主义者同时意识到个人论和系统论的时候,才有了更加完善的工具去帮助他人。
所以,社会爱心人士和系统思考的学者应该成为朋友,做彼此的港湾。个人改变和系统思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当你下次遇到朋友盲目地做公益,你可以问问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如果遇到朋友,想把个人灾难全都怪到“系统”头上,你可以问问他们在具体地为别人做些什么。个人论和系统论本身就是一枚社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只考虑一面总是方便的,它可以帮个体推卸掉许多责任,但无益于社会进步。
别让你的乐观代替了思考,也别让你的悲观代替了行动。
我们要做个体行动者,也要做系统反思者。
我们要帮具体的人,也要对全局有所判断。
我们要寻找有效的助人方式,也要寻找有效的制度。
成年人不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