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篇文章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读书、学习、思考的基本脉络,给未来的自己留个底。
和在中国长大的人一样,我的出厂设置自然是官方教育体制。但我所处的教育环境一直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在许多地方和传统官方指令有出入,并不是严格遵守八股应试而发生的。
我从幼儿园开始住校,这让我三岁就离家。我比较符合康有为在大同书里面写的“公教”、“公养”“公育”的设想,国家在我的成长早期就接手了对我的价值观、思想和行为的塑造。当然,幼儿园的住校也没什么“课程”可言,就是一堆小孩子每天住在一起玩儿。早睡早起,吃大锅饭,逛逛公园。我们幼儿园当时有个电教室,里面是联想的板儿砖电脑,但作为五六岁的小孩儿,老师也只是反复教我们开关机;可能老师们自己也不会。无论怎样,至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电脑,算是对新科技有点体感。幼儿园里还有一些课:古筝、武术、画画、跳操,等等。强拉硬算,按照今天的理解,我认为我的幼儿园给了我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力和对新科技的好奇。这两点也算是一直伴随我到今天。
我的成长中,家庭的直接教育是比较弱的。我很少有家长看着写作业的经历,送课外班也是初中才开始的,持续两年之后我就出国了。每次回家主要是各种玩儿,无论周末还是假期,全家陪我玩儿。我很习惯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而父母两边都是西北的大家庭,无数的叔叔、婶婶、姑姑、舅舅、伯伯、姨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当然还有更老一辈的舅爷爷、姑奶奶,等等。他们很多人都会到姥姥家串门,耳濡目染之下,我是挺熟悉和向往大家庭的那种温馨、亲近、信任、友爱的。所以从家庭观上,我可能趋于保守。我自己并不是非要结婚生娃,但我喜欢大家庭的生活。
我母亲家是汉族,父亲家是回族。母亲家是城里的,姥爷受过四书五经教育,在当地县城地区的机关党委里做文职工作,姥姥是师范学校,后来做小学老师。父亲家是农村的,家里有块田,种玉米,爷爷当过村上的生产队长,认一些字;奶奶当过红卫兵,小学二年级学历。姥姥信毛主席,姥爷我一直不太清楚他的真实想法。爷爷奶奶是虔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的世界观也是有点分裂的。我难说我是虔诚的穆斯林,即使是穆斯林,也基本只是血缘的原因。我从未翻过古兰经,跟着爷爷奶奶,能背诵几句话。但我坚定地支持宗教自由,并且对网上的“穆黑”和一系列妖魔化伊斯兰教(或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藏传佛教、法轮功,等等)的说法都有一种本能抵触。我想我的宗教多元主义和家里的穆斯林背景有密切关系。而因为家里同时具有城市和农村、学人、官人和农民的多重属性,这也成了我基本兴趣的一个出厂设定。我很关心各种社会问题,我也很难不关心,因为一吃饭,餐桌上谈论的都是小布什轰炸伊拉克、江泽民访问香港、南方水灾、台海危机。从小,一到饭点儿,家里电视上就是各种新闻节目(虽然我经常和姥爷争抢遥控器,他经常抢不过我,被迫看七龙珠)。但潜移默化地,笼统地讲,家庭给了我对公共话题的好奇心,促使我不断地关注和追问。
上小学之后,课业就更正式了。我的小学课纲可以算是某种“爱国自由主义“课纲。“爱国”不难理解,就是每天早上的升旗(后来六年级我成了全校负责升旗的国旗手)、少先队的仪式(我是第二波入队,六年级成了全校的大队长)、语文课本里的抗日爱国课文(读的我咬牙切齿),以及春游去民族文化宫、社会主义新农村韩村河、国家博物馆,等等。不寻常的事,我的小学讲究民主。至少从四年级开始,我们的班干部是通过报名、演讲和票选产生的。班干部每学期改选一次,整个年级在某一天的某个下午同时进行选举,各班都把本次选举岗位写在黑板上,感兴趣的同学去黑板上在相应岗位下写自己的名字。通常一个岗位有多个人竞选,每个报名的同学依次上台发表演讲,谈为什么大家应该选她。讲完,全班同学进行质询,针对她在平日里的表现,共同探讨这位同学是否能够胜任班委职位。老师只负责维持基本规则,不介入具体选择。我印象里,这个过程是很公平公正的。有些小插曲,比如发生过有同学通过给“差生”投“抗议票”来欺负其他的参选同学。或者几个哥们儿说好相互支持。和真实世界的选举很像。找机会我会写一写小时候的这些故事。
每次选举的重头戏是班长和大队委。班长是班上的COO,要协调所有班委和各类班级内部事务。大队委是要代表班级去年级和校级少先队参会的。其实我也记不清我为什么去竞选,以及大家为什么选我;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有段时间很活跃,经常在班里和校里各种演讲,可能就像在民主国家一样,话讲的多了,别人也就觉得你是个人物,会选你。有机会我再写这段,这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经历。班上民主选举产生的大队委要去学校一级,然后由各班推选出的大队委共同用同样的方式选举大队长。我报名了,做了个演讲,在竞选宣言中提了几个我想做的事(比如办学校广播、搞“小棋圣大对决”的棋类比赛,等等),然后一投票,大家选我做大队长。这算是我冲出二班、走向全校了。
小学的这段民主经历给我日后奠定了一个非常基本的底色。对我来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有选举的社会,而选举的方式就是我小学采用的公开报名、公开演讲、公开质询、公开投票。我不介意有选举之上的权威;小学我也有老师。但权威的责任只是维护秩序。当然,我们都是小孩子,老师还扮演教育意义。但来到社会层面,人们都是独立公民,权威就需要有来源的合法性,它本身就应该是自由公平推举的结果。
小学的“爱国自由主义”经历让我在初中时非常不适应。和我的小学相比,我的初中是“爱国专制主义”的大环境,充满了对我的限制、打压和令人窒息的管控。选举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依照班主任个人喜好而来班委任命。有的班委一做就是好几个学期,甚至几年。公共职位的条件也从在口才、口碑变成了给老师打报告、听话。我也从小学时的大队长职务,被放到了“体育委员”的岗位上,整天喊“稍息立正”去了。
小学教会了我如何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秩序。而初中则教会了我如何反抗专制、争取民主。在中国读初中两年半,就是和老师抗争、打游击战的两年半。想要推翻班主任是不可能的,当时也没想过。但日常的抵抗是可以做到的。我会在班会上谈班级中进行民主实践的重要性,也会在老师鼓吹打小报告、树立“班级榜样”的时候,直接起身发言,反对这样的做法。和班主任我存在一种长期的猫鼠游戏。如果我总是在反抗,那就总要被罚站、放学回不了家,回家让我爸妈很难堪,而且也容易被老师针对,在学校不好受。但正义的感召过于强烈,全班同学都默不作声、敢怒不敢言,让我更有一种使命感,要为苍生说人话。久而久之,在这种日子里,我习惯了做那个唯一一个讲话的人。老师其实也不能拿我怎样。我的中学和小学相比,是个专制社会。但和全中国众多学校相比,最多是个“开明专制”,还是有许多基本规矩的。老师不能殴打学生,不能收受贿赂,校长、副校长和年级组长都对班主任有不少制约,班主任不能为所欲为。不少同学的家庭背景也挺显赫的,老师也不想他们回家说自己的不是,毕竟为师三年但是交道还要继续打,老师是有私心的(至少我那个初中班主任肯定有)。所以除了罚站、留校和被发配去当个体育委员,我也没受太大损失。
除了小学的民主实践,报刊、杂志也对我早期的影响很深。从小家里就有不少报纸:北京晚报、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等。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就每天午饭后去书屋读当天的北京青年报。中学后,我是学校隔壁报刊亭的长期“大客户”。我妈每个月给我100块钱零花,我基本全都花在报纸杂志上。各类时事和体育杂志是我的重点。我读了不少新年献词事件之前的南方周末,当然还有看天下、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格言、北京青年报,等等,我都挺喜欢。而体育杂志看似是娱乐消遣,其实足球周刊、体坛周报、足球报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关于全球的信息,各种小众国家和城市进入我的视野,通过阅读全世界的足球,我也了解了不少外国球员成长的环境、外国人的爱情、优美的旅游终点。那是2010年前的中国,出国旅游非常罕见和奢侈,体育新闻是个不错的了解世界的窗口。
就这样,每天早上我揣着半个书包的报纸杂志来上学,课间的时候读一读。有时候,其他同学也会对某一条具体问题感兴趣,来找我讨论,这是很好的正反馈。我获得了班上积极的注意力,更加强了我的阅读习惯。而那个时代的报纸杂志基本都是泛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仍然扮演着发掘真相、监督政府的职责。虽然红线总在那里,但空间比今天大的多。我耳濡目染,也成为了时事的关注者和思考者。
2011年1月,我到英国留学。小学是我的爱国自由主义萌芽期,初中是我的爱国专制主义反抗期。在英国读书则是我的理论化时期。国内毕竟有对思想和言论的严格管控,再加上那时我还不会翻墙,信息资源有限。像很多人一样,出国后我就注册了Facebook和Twitter,想看看到底党国不让我看什么。那时正赶上推特上有两个热点事件:三聚氰胺毒奶家属的维权和艾未未被官方迫害。我关注到了维权律师这个群体,深受他们的公共精神的打动。同时,艾未未事件中,我被网民们感动了。官方指控艾未未拖欠数百万元税款,令其偿还。这明显是针对艾未未的公共言论和艺术表达而发动的一场政治迫害,任何人都明白。而网友们为了支持艾未未,居然发起了一项“为艾未未交罚款”的募捐运动,令我感到震撼:原来人们还能这样团结起来抵抗官方迫害。那时我14岁,触动很大。我的世界也从环球时报和看天下中,扩大了不少。
信息的扩张伴随的是理论的探索。我的英国高中有好几个讨论会(discussion groups),主要是帮同学们探索学术兴趣,但也是为A Level的同学们报考大学而做的一种“拓展班”,让大家提前学会在学术话题上进行大学式的思辨。按理说,我年级太低,是不够格参与任何讨论会的。但不知怎的,可能因为我的好奇心表现的比较明显,我从入学那年就报名、受邀、强行参与了学校几乎所有的文科讨论会: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等等。哲学讨论会是每周读一本哲学入门书的一个章节(我一时想不起具体哪本,但如果有读者感兴趣,我应该能够找到),从古希腊开始介绍一位西方哲学家,一年下来,大概一直读到当代。历史讨论会是每次见面前读几篇文章,然后一起讨论。历史和哲学讨论会都是校长Neil Hawkins亲自带领的,形式是牛津的tutorial。当时我还不懂,到了牛津我才发现,其实我中学时在课外活动时已经接触过这种授课形式。经济讨论会的形式更多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这场凯恩斯vs哈耶克的说唱辩论。
那些日子相当美好。没了在中国日常的斗争,我更能沉下心去探索思想世界。我像是拿到了一把通往知识的钥匙,突然间,无数令人激动的思想者进入了我的视线。我不一一列举了,因为那几年我浅浅地接触到了西方思想史上几乎所有知名的人物。我已经不记得很多人的理论,但至少入了门。
要论对我影响最深,就必须提到哈耶克和彼得·辛格。从中国出来,我对我的国家所处的境遇感到困惑。为什么国家政权不断地打压社会?为什么真相无法顺利地为人所知?我从小经历的各类政治仪式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未来应该去向何方?15岁的我确实在关心这些问题,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给了我解释这一切的语言。哈耶克是经济学家,可他对世界的描述是具有道德性的。马克思批判资本的专权,这我不熟悉、没见过,中国也不是这种情况,我很难产生共鸣。而哈耶克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直接批判点亮了我大脑中的一盏灯,突然一切都清楚了。我在那本Routledge出版社的小书上做了无数标记,几乎每句话都被画上了重点。自此,我的“爱国自由主义”获得了延伸,多了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内涵。
接触到彼得·辛格是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哲学书里读过他的内容,但一直没有感触。6.1那年,我参加哲学论文比赛,几个题目我都不喜欢,就选了彼得·辛格这个题目作答,题目是让我评论辛格的理论和素食主义的关系。辛格在Practical Ethics中指出,感知痛苦的能力是重大的道德考虑,非人动物显然具有感知痛苦的能力,因此非人动物的利益应该在道德上得到考虑。既然非人动物的利益应当被考虑,那人们就不应在素食主义完全能够满足营养需要的情况下,屠宰动物、坚持吃肉。这样做严重损害了非人动物的利益,对人也没有什么在道德上重要的价值。因此,人应该吃素。
我当时写论文想要驳斥他的观点。我曾经无肉不欢,所以当然不愿放弃肉食。可我思前想后,发现辛格的论述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强有力。我与身边朋友讨论这个话题,没人能给出一个像样的反对意见。辛格是我日后变为素食主义者的重要影响。他所实践的分析哲学和基于分析哲学的伦理学引起了我很大兴趣,本科继续学习。同时,辛格的功利主义观点启发了整个有效利他主义运动(effective altruism),日后的我也投身到了EA事业当中。和哈耶克一样,辛格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给了我一整个语言体系和世界观。
哈耶克关心政治和经济,辛格关心弱势群体的个人生死。哈耶克看结构问题,辛格看个体问题。哈耶克和辛格是两个有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思想者,相互很难对话。但他们却都引起了我的共鸣。我还不能很好地解释我怎么会同时对这两个人感兴趣。哈耶克通常被看作是一位右派保守经济学家,而辛格偏左。哈耶克明确地反对共产主义,我从没看过辛格在“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的层面评论问题。当然,在传统自由主义之中,小国家和大慈善是统一的一件事。哈耶克倡导小国家、辛格倡导大慈善(比如个人应该为全球最贫困的人捐款),这都符合我的自由主义基本认识;他们显然并不矛盾。而因为在中国见到了大国家是如何时刻滥用权力的,我虽然乐于见到福利国家(英国就曾是不错的福利国家,哪怕经历了撒切尔主义之后),但至少要先民主、社会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再谈国家的扩权。
英国的中学课业比较容易,有大量课外时间探索兴趣,我受益于此。我中学时不止读了哈耶克和辛格。密尔的论自由、阿切莫格鲁和罗宾孙的Why Nations Fail、以赛亚柏林的许多论文、各类哲学和政治学入门参考书籍、Gettier Problem等等,我都读过,以至于到牛津PPE面试的时候,虽然它考的是学生面对陌生材料的临场反应,但好几道阅读考题都是我已经了解过的问题。不过公平地说,英国的课业也是塑造我思维方式的重要因素。理科很简单,不用多说。文科最开始也有点难。一方面,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比班上同学差很多。另一方面,英国文科的考试方式和国内不同。比如历史课,国内是死记硬背,答知识点。英国也要背、答知识点,但重点是针对一个问题作文辩论。比如,希特勒为什么会上台?古巴导弹危机为什么发生?苏联为什么解体?女性投票权运动如何在英国取得成功?英国的历史考试都是非常大的问题,你也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小时的考试里,对四五个这样的大问题进行完整作答。它考验的是你对于理论的掌握和思辨能力:在众多理论中,你认同哪个?为什么?你的任务是根据史料提出自己的意见,至于你的具体立场,那是完全不重要的事。经济学、地理学、英语考试都是很类似的思路。我记性不差,今天还能背诵琵琶行。但我很厌恶死记硬背的功课,喜欢批判、评论、辩论。所以英国的文科考试特别对我的胃口。
上了本科,读书、写字、辩论的强度就大了许多。这篇文章无法覆盖那么多,之后有机会再谈。
感谢分享。非常有趣的写作尝试,读来深受启发。
以下是由启发而来的几点感想。既然是所谓的感想,不是正式论文或论说文essay,所以就直言不讳了。
又,因为感想太多,以下所言必定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此处所谓的攻不是攻击的攻,而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攻)。
1.三岁就寄宿,离开家,离开父母,让父母失去对孩子监管和教育的控制权。作为一个有几个孩子的人,我觉得这不可理喻,也可怕。(注:我不是在批评阁下或阁下的的父母,而是在讲我认为是一般的道理,因此以下的“你”也不是指阁下,而是一种泛称。)
2.孩子年纪小小的就完全交托出去,完全交给自己并没有什么深入了解的人,自己平日见都见不到,那你又何必要孩子呢?是因为方便、省心、且产权不成问题(东西虽被别人日夜带管还是你的)嘛?即使是产权不成问题,这在我看来也有严重问题。
3.孩子不是一件什么东西,孩子是活生生的人,你也是个人,而人(以及牛、马、羊之类的牲畜/动物)都是有感情的。把幼畜跟母亲分开是一种残忍的(令人看上去很难过的)事情,如今被动物权益主张者强烈批评和反对。我的直觉告诉我,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准许这种残忍的事情发生,主动从事这种残忍练习,对大人和孩子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4.退一万步说,就算孩子是一件东西,是一个玩具,把如此精巧的玩具交托给别人管,别人玩,玩一个星期不分昼夜,这玩具只能在周末才回到自己手中,你就不怕这玩具不被珍惜,被玩坏吗?直觉告诉我,被玩坏的风险太大太大了。
5.尤其是在这个三四岁的孩子都被强制要求静坐几个小时聆听伟大领袖讲话的时代(玩具被破坏性地死玩的时代)。
6.一个人的价值观、伦理道德感(观念/信条/内心准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古往今来直到今天这一直是个迷。阁下的成长经历(价值观养成经历)再度显示了这一点。我们看到的成长背景/环境完全相同但价值观大相径庭的例子太多了。阁下在英国留学,最终养成了自由派的价值观,也有同样留学的人成为巧舌如簧的独裁专制的辩护人(在Substack这块风水宝地上,这种非常奇异/普通的景色比比皆是)。
7,我知道以上的6.跟前面所说的1、2、3、4、5可以是矛盾的,不兼容的。如何使之兼容,how to harmonize them,这是我还没能想出(没能想清楚)的。
挺好奇是什么机缘那么早就去了英国留学(相信不单纯是家里有这个经济条件而已),比如父母的想法?自己的意愿? 也挺好奇在世界漂流和成长过程中如何与穆斯林身份的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