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我的朋友或许记得,我曾在2020年时比较频繁地写作。当时一方面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憋在家里,白天无处释放的说话欲只能攒到睡前一吐为快。另一方面,刚开始做公益盒子,有许多日常的思考,需要记录下来。于是我写下了一些关于创业、世界、利他事业的一些思考,在我的公众号还能看到。后来遇到一些不可抗力,抑制了我的表达。这一口写作的气就如同打仗,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momentum这件事很重要,趁大势还在,切勿耽误。
我说我是“回归写作”,但“回归”本身似乎就是个值得玩味的概念。其实没有哪场“回归”是回到过去。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包裹着对于古典、人文、自由传统的追溯,但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欧洲文化事业的重启。哪怕顶着“复兴”的旗号,但你无法将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帕斯卡尔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人们一一对应。就像香港回归,并不是回到八国联军侵略前的中国,而是重新开始。就像今天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听起来那么复古,其实并不是回到秦朝、唐朝、宋朝,或者任何其它挠到民族主义之痒的古典时代,不过是一场帝国的宿醉和对外来的投射。
但“回归说”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来自的地方,决定着我们去向何方。就像我做公益,其实将半天想做最大的善、用科学方法让公益变得有效,客官总是听得云里雾里。但如果讲一个过去的故事,比如高中做公益、大学读哲学、毕业以后在公益工作,对方好像很快就能明白,哦,原来你是这么回事。其实过去的故事已经不能很好地解读自己。当初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也未必是这样想的。但今天,我或许可以说,我重新联系了过往的节点,发现了潜意识之中、冥冥之中,我的人生轨迹。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用过往的足迹来解读今天的想法,从而帮助别人理解你、支持你,让你今天的想法显得不那么突兀、不堪。
过去从来都不是对今天一个准确的解读,但确实很好的武器。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政府都如此注重自己的历史。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岱君老师,她主持出版了《重探抗战史》的书籍,结合包括国民党高层的日记等新史料,解读抗日战争的历史。在这个讲座中,苏圣雄老师有一段分享让我印象深刻。
苏圣雄老师梳理了台湾研究抗战的历史。在苏老师看来,台湾的抗战史研究一直都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兴衰。最早,台湾提倡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是从1971年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开始。当时台湾遭遇了身份危机,政府需要凝聚民心,开始追溯抗战历史,尤其是国民党的角色。1988年前后,台湾民主化、政府解严,台湾的历史研究变得自由、多元,百花齐放。但2000年,民进党上台让抗战史研究一度陷入低谷;显然塑造一个“大中国”的历史观,对于以身份政治起家的民进党来说,不符合执政基调。从2008年到2016年,台湾的政党再次轮替,在马英九政府下,国史馆召集台湾学者一起出版抗战史新编、史料和论文集,抗战史再次迎来繁荣。但2016年,政党再次轮替,官方不提倡抗战史,甚至许多人不认为抗战和自身有关。
这种研究重心的轮替,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我们的历史知识应该追踪真相,但在现实中却在不断反映着当权者的政治目的。这个时代,看似是信息爆发,这容易让人自满,以为自己已经身处于自由的信息市场,进行知情的选择。其实恰恰相反。不同的政党都有对自己方便的政治历史要讲,而我们的历史知识也在政治资源的分配至下,被重新塑造着。今天的欺骗手段更加难以觉察,但程度过犹不及,我们更应该警惕不自觉间的欺骗。所谓的“回归”、“复兴”,无论这是renaissance还是rejuvenation,都应该引起警惕。在信息有明显引导的情况下,你以为的正确,或许正是别人的武器。
所以,我也不会真的把这次重新提笔看作一次回归。两年过去,世界变了,我也变了。这只是又一次开始。我希望可以走的远一点,久一点。资本主义的厉害之处不只在于创新,还在与复利,在于日复一日不间断的积累。活着不是目的,是为了实现信念的手段。所以我想这次走的远一点,不妥协地做自己,看看自己的声音有多有力,亦或有多渺小。这次出发就像今年离开中国的我,只知出发,不知终点和归途。
走出去,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