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津大学政治系，看学术精英希望建立的社会

当我再问自己牛津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推动什么样的学术发展的时候，我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英国”大学，培养的是能够治理“英国”和给英国政治出招的人才。这不意味着是政府的智囊，“给政治出招”有可能是通过反对党、社会运动、经济体制等诸多形式，但它的目标是建立更加自由的自由社会，而不是为威权社会提出解法。要寻解法，牛津是一个好的启发、跳板，但难以成为终点。

从2015年到2019年，我在牛津大学就读本科，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PPE），期间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政治理论。在牛津的学习让许多概念走进了我的知识体系：民主、正义、人权、权力、平等、女权主义、言论自由，等等。这些词过去都只是类似于政治口号一般，偶尔在政治家的演讲中听到，但从未思考过他们背后更深远的含义。在牛津的学习经历给我打开了视野，让我更加熟悉地与这些抽象而深刻的概念互动，了解他们背后的争论。

但在牛津时，我从未专门留意过牛津大学政治系本身的研究方向。我阅读的作者许多是非牛津的老师，涉及的话题相对“经典”。虽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经典，但在当代分析政治理论学领域，都算是常见而主流的话题。我一直没想清楚牛津想培养什么人。总统？第三世界的社会运动家和反对派？记者？商人？在上学的时候，我很难从课程里看出答案。

今天有空，全面浏览了一番牛津老师们的研究方向，突然对牛津大学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推动什么研究，有了一点更深的体会，这要从牛津的政治理论老师们的研究方向说起。

在我看来，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学研究有四个基本脉络：

• 民主：在民主国家，如何建立更好的民主？

• 分配正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行，那什么行？

• 殖民主义：如何对待大英帝国的历史？

• 女权主义：如何建立一个女权社会

先说民主。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是在“民主国家”。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老师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批判者。他们基于一些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对美国、英国的体制有许多意见。比如Stuart White教授，他研究的话题很广，但大致在民主理论的框架中，探索是否应该选举产生王室、共和主义和资产民主之间的关系、社会民主制度的意义，等等。再比如Cecile Laborde教授，她研究民主、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在自由民主社会的框架下，探讨如何合理地对待宗教。类似的研究并不罕见，几乎每位简介中出现“民主理论”（democractic theory）的老师，都是针对当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给出意见。

这其实有些反常。一直以来，牛津大学是自由主义的灯塔，从这里走出的约翰洛克是自由主义之父，而多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运动中的领袖也来自牛津大学，包括缅甸的第一人民选总统昂山素季、巴基斯坦的第一位女首相布托、加纳军政府之后的第一位首相科菲布西亚都是牛津校友。这样一个富有殖民色彩和自由主义烙印的地方，其实学术部门里并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是研究在威权社会推动民主发展的。当然，这只是政治理论；政治科学下，或许有老师做这方面研究，我暂时还没关注。在20世纪中，全球民主化迎来高潮，而冷战之后更是“历史的终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牛津的政治理论研究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关注威权社会的民主问题，让我有些惊讶。

我想有两种解释，可供参考。首先，在政治理论学术界，民主显然优于威权，以无需再论。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一批批哲学家已经将威权批判的无地自容，他们的思想所带来的启蒙运动早已将帝制、专制狠狠地踩在脚下，今天的人能提供的新批判较为有限。20世纪虽然出现了新的威权形态，但也有二十世纪诸以赛亚伯林、阿伦特们拆解着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政治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许已经不是理论问题，只是操作问题。在政治理论学界看来，我们已经不需要讨论是否“应该”民主化，而是“如何”民主化的问题了。

另一种解释是，牛津大学扮演的主要功能是回应英国统治精英的诉求。曾经，统治精英的诉求是统治全球，于是牛津开启了一系列“殖民学”的研究，像人类学、地理学、“全球”历史学，都有着较深的殖民烙印。而今天，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英国的统治精英也经常无暇顾及全球，能管好英伦三岛的一亩三分地已实属不易，他们无暇顾及全球运动了。从这个视角来看，牛津的政治理论研究不讨论威权国家的民主问题，是一种基于“小英国”的兴趣收缩。民主是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今天当然远没有到终点。与其关注全世界，不如想想如何把自己的民主制度建立的更自由、平等、富裕、繁荣。

在一个“自我服务”的背景下，我们能看到其他几个话题在英美社会都具有现实、直接、明确的相关性。比如分配正义问题。这是我当初本科时最喜欢的话题之一，因为它与经济制度直接相关，对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影响深远。20世纪，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这在英国社会也有深刻的影响，像David Leopold教授便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而Stuart White教授的简介中也写道，他希望寻找既反资本主义又反社会主义的威权形态的政治思考（simultaneously anti-capitalist and opposed to authoritarian forms of socialism）。这其实反映了牛津的学者们的一种纠结。一方面，马克西所引发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真实而值得回应。英国是一个阶级意识强烈的社会，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土壤里诞生的。牛津的学者们无法心安理得地支持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其实内心认可马克思的批判。但另一方面，20世纪让学者们看到了社会主义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强大的破坏性和对共产主义理念的背叛。因此，学者们虽然反对资本主义，也无法严肃地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系统的可能。那么出路是什么？

罗尔斯的哲学一定程度上给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解法。罗尔斯说，正义的分配系统要保障人的基本自由。它可以产生一些社会不平等，让有些人比他人更加富裕，只要社会不平等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利。这个“不同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给政治理论家门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把他们从马克思的左派幽灵中解救了出来。许多人在罗尔斯的基础上进行对全球分配制度重新思考，引发了新的讨论。比如Daniel Butt教授、Zofia Stemplowska教授都将罗尔斯的理论应用在全球正义论上，探讨在气候变化、历史不公、经济不平等、移民问题上，谁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以及正确的纠错方式是什么，是金钱补偿，还是集体记忆、道歉，等等。在我看来，这虽然不是20世纪经典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但是一脉相承的。它用另一种更加“精密”的方式，跳出20世纪的讨论范式，讨论在具体问题上的一些分配原则，将理论做细，为自由主义提供着对待世界各种不正义问题的出路，一定程度上避免着新的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站出来，系统性地推翻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

殖民主义是另一个牛津政治系的研究重点。系主任Nicholas Owen教授就是这方面的研究者。他的研究涵盖政治理论和历史学，观察着大英帝国的解体、前殖民地的解殖化、“外来人”（包括英国人）在解殖中发挥的作用，等等。他有一个研究项目叫“Other People's Struggle”，专门研究在社会运动中的那些“他者”，“other people”，一些和社会运动所目标的国家、领域、人群没有明显关系的人，他们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这与英国社会对于殖民主义的反思一脉相承，既明白殖民主义造成的灾难无数，同时又想提出一些“复杂因素”，比如英国人在帮助解放殖民地中发挥的作用，间接地为大英帝国说两句话。

女权主义在近年也逐渐成为牛津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我在读书的时候，记得哲学系曾经开过女权主义课程，每次的大课场场爆满。和美国不同，牛津很少有选不上课的情况，基本上学生的选课需求都会被满足，但我只在女权主义课上经历了报名者过多而选不上的情况，最终无法参加小课（tutorial），只能旁听。在这方面，Amia Srinivasan教授是比较大牌的专家。她是万灵学院（牛津最难进的学院）的教授、曾经是罗德学者，最近出版了新书《The Right To Sex》，在全球大卖，是少有的畅销的政治理论书籍。曾经一个小众的话题，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演变，已经逐渐成为了不可忽视的思想力量。这算是牛津这个古老、传统的地方再造自我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在牛津大学政治理论研究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有些压抑的英国。它已经不再是全球最鼎盛的政治力量，但或许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关系一样，即使政治经济实力下降，不妨碍它的思想发展，并继续指导着当世的政治经济势力。当年古罗马的贵族一般都在雅典接受教育，而今天牛津仍然扮演着教育全球精英的角色。

但牛津的胃口似乎在收缩。它灵魂中的底色其实并不是“国际主义”，这和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们不同。它并未主动寻求在全球传播自由主义，而满足于在自由社会的塔尖，推动最前沿的社会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两种牛津。一种是极其进步的，它批判着殖民、男权结构、资本主义、对于动物权利的忽视，思想无禁区，将西方社会骂得体无完肤，重新构建政治现实。另一个牛津是缄默的。它并不回应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威权国家的问题，不对印度、中国、伊朗、俄罗斯们讲，你们应该做什么。不仅不讲，而且几乎不关心，至少在政治理论研究中。这种沉默与牛津的进步主义有些格格不入。

我不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或许牛津的学术圈从未在远方的国际问题上有激进的政治立场，也或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现了演化。但当我再问自己牛津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推动什么样的学术发展的时候，我似乎有了更深的理解。它看起来仍然是一个“英国”大学，培养的是能够治理“英国”和给英国政治出招的人才。这不意味着是政府的智囊，“给政治出招”有可能是通过反对党、社会运动、经济体制等诸多形式，但它的目标是建立更加自由的自由社会，而不是为威权社会提出解法。要寻解法，牛津是一个好的启发、跳板，但难以成为终点。如果你想让英美变得更加自由，这里的思想资源极为丰富。但如果你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全世界，或许要另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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