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世界:我的哲学之路(一)
地理老师有一天问大家以后想做什么,别人说想做工程师、教师、旅行家,我说我想当思想家(thinker)。我至今还记得老师眼神里的诧异,半笑半皱眉头地问我,“what does a thinker do?" 我说,“they think."
我一直在想:一个公共哲学家的任务是什么?
我小时候就很崇拜孔子、老子、孟子、庄子们。我姥爷来自甘肃的一个小城,读四书五经长大,爱写毛笔字,摇头晃脑地讲“孔老二”。受姥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古时候的思想家有着崇拜。
我记忆里的第一本西方哲学书是《苏菲的世界》。那时我上初一,有个周末去西单图书大厦闲逛,也不知道有什么冥冥之中的缘分,买了这本书。我记得是绿皮的,薄厚适中,回家后读得云里雾里,记得一会儿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会儿是奥勒留的反思。在晦涩难懂的哲学故事里,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对哲学感兴趣的种子。似懂非懂,但就是觉得哲学很厉害。
这种“哲学很厉害”的想法在日后的岁月里延续了下来。记得2011年,我刚到英国,在威尔士北部的小镇Ruthin暂读半年,地理老师有一天问大家以后想做什么,别人说想做工程师、教师、旅行家,我说我想当思想家(thinker)。我至今还记得老师眼神里的诧异,半笑半皱眉头地问我,“what does a thinker do?"
我说,“they think."
这个答案没有让老师满意,老师还是皱着眉头。身边的好朋友Edward(一个淡黄色头发的威尔士男孩)说,"Leo wants to be Karl Marx." Edward是我在Ruthin交到的最好的英国朋友,我们整天辩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当时的我替共产主义说话,认为20世纪中共产主义遭遇的失败是具体实践的错误,不是理想的错误。Ed则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具有极多内部矛盾,所以注定不会成功。那时的讨论不深,大家都是刚刚开始打开对世界的认知。但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们虽然观点不同,但成了很好的朋友。
历史老师很喜欢我们的讨论。她的名字叫Mrs. Higham,一位胖胖的英国奶奶,一头黑发,性格热情、偶尔严格。我上课话多,喜欢和老师、同学辩论,这点好像让她尤其偏爱于我。很多时候我不写作业,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追究。她很喜欢和我聊中国、苏联、共产主义。其实我也不懂,但为了和她对话,每次上课前我都偷偷做好多功课,上网查文献,准备好去和她辩论。
那时的我15岁,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了一些独立研究,像极了日后在牛津的读书生活。我只在Ruthin待了半年,但和Mrs.Higham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最后一节历史课上,我送给她一张我珍藏的共产主义海报 - 也就是下面这张。她激动地收下,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它挂在教室墙上的正中央、钟表下面的位置。我原本将这张海报贴在宿舍的窗户上,面向窗外。然而有一天宿舍老师来找我谈话,说我的宿舍正对着学校大门,进校的客人第一时间看到的就是我的海报,而学校有纪律,不可以对外宣扬政治观点,所以要我把海报收起来。所以海报就被我雪藏,直到我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历史老师。对我来说,这张海报象征着我的思想起点;对于刚刚离开中国的初中生何流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哲学思想”的全部含义。我还没开始探索广阔的思想海洋,这张海报象征的是一颗好奇心,而非思考的终点。对我的老师而言,我想这张海报的含义应该很不一样。
马克思主义是政治洗脑带给我的,而让我摆脱政治洗脑的思想探索要从2011年9月开始。那时,我来到了Concord College读书。Ruthin School是个威尔士当地的小学校,里面的许多学生是典型的家里有钱送小孩出国混日子的,早上迟到、下课窝在宿舍里打Dota、看A片,晚上去镇子上的中餐厅吃饭,顺便一起抽个烟。我在Ruthin感到很不自在,不想融入这样的群体。相比之下,Concord College是个名牌中学,同学们原本就来自世界各地很好的学校,学生成绩优异、老师尽职尽责、校舍条件突出、教育氛围自由。我感到自己属于这里。
在这里,我遇到了Luke。Luke是一个来自北京的男生,大我三岁,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毕业年,准备申请牛津大学。如果在国内读书,三届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应该不会认识。但Concord的中国人圈子小,朋友们相互串一串也就熟络了起来。
Luke常说自己是个“libertarian”,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感到心头一颤,受到的影响堪比第一次读《苏菲的世界》。Libertarianism是自由意志主义,主张保护个人权利、推崇小政府,对武断无序的公共权力尤其警惕,直接批判、回应了前苏联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在遇到liberatarianism之前,我默认地以为苏联和中国的问题是把马克思的经念歪了;马克思主义没问题,但苏共、中共的政策有问题。而自由意志主义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让我重新看待共产主义社会的逻辑和可行性。毕竟,谁不热爱自由?对于从小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种主义、这样一群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尝试构建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
Luke是一名坚定的奥地利学派的支持者。那时我的书架上还放着《资本论》、《毛泽东传》、《马克思传》,而他的书架上则放着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们》、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我的书架只是几本零星的书,而他的书架则被经济学和哲学著作占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学术书籍的书架。这些书包装精美、印刷精致,整整齐齐、严丝合缝儿地书架上一字排开,和书架的边框对其。每次取书,Luke都会如朝圣般小心翼翼地伸手,然后把书架的书再推到同一水平、恢复原状。我在Luke的书架上看见了一种精神自由。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招手。
随着我展开更广阔的哲学探索,马克思被我放在一边。我开始读形而上学(metaphysics),去试问关于时间、物质、知识的本质问题。我开始读罗素的《哲学的问题》,想搞清楚哲学家们到底在纠结什么。那时Concord的校长Mr.Hawkins也很推崇哲学,为高年级同学举办了哲学社(Philosophy Club),大家一起读Nigel Warburton的《Philosophy: The Classics》一书,每周一章、相互分享心得。Mr.Hawkins看我对哲学感兴趣,便邀请我加入高年级的同学们,每周一起学习讨论。
校长的鼓励让我感到荣幸,助长了我对哲学的兴趣。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边沁、马基雅维利、霍姆斯、康德、笛卡尔、黑格尔们逐渐进入我的世界,我感到自己的视野又宽了一些。在Concord的四年里,我每周参加哲学社的讨论,同一本书,我读了四遍。其实那会儿我刚到英国,英语并不好,再加上哲学概念本就生僻、对文化背景的要求高,我读书经常卡住,还要面对生词。但我对哲学有一股天然的热情和冲动,让我愿意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读书。我把不会的词用马克笔划下来、输入进电子词典,然后在单独一个笔记本里整理下这些词语的含义,回头再给自己默写。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
在哲学社之余,Mr.Hawkins还组织了历史社,邀请四五位同学每周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读一些历史材料,展开讨论。我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历史社的阅读是关于著名的大屠杀否定者(Holocaust denier)David Irving的观点。他认为,大屠杀虽然发生了,但这是纳粹党党员的自发行为,希特勒毫不知情,所以不应该承担责任。为论述这点,他搜集整理了大量史实为希特勒开脱,说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营是希特勒的下属的提议,并且独立行动,与希特勒无关。在场的同学们对这样的观点都很是诧异,觉得荒谬至极;但要与之反驳的话,你需要拿出史料证明希特勒的知情。Mr.Hawkins在那一天教会我的是,无论你多么反感对方的观点,都要以理服人、实事求是。你不需要认同他人,但如果不同,需要做出扎实的研究、给出原因,与对方理性地互动。仅仅通过提高嗓门、重复立场,是不具有说服力的,无论你以为自己有多正确。
Luke和Mr.Hawkins启蒙了我的思想。在知识上,Luke带给了我自由主义,Mr.Hawkins带给了我西方思想史的科普。他们让我感到,虽素未谋面,但离我百年、千年的思想家却能说出我内心的声音。我尤其珍惜Luke和Mr.Hawkins常向我介绍一些我感到反感的观点,激发我的新思考。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意识到世界的广博、思想的深邃、社会的奥妙。今天想起来,我仍然由衷地感谢我的中学教育带给我的自由探索。
英国每年都有许多针对中学生的论文比赛,老师们鼓励我报名参加。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定期举办经济学论文比赛,2011年的题目关于英国的财政紧缩能否解决金融危机。我没参加这次,但目睹了着Luke和Bill(我另一个很尊敬的好朋友,后来在剑桥学习经济学)探讨着彼此的论文。他们持不同的观点;Luke支持紧缩政策,认为控制政府支出可以鼓励民间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市场重回正常秩序。而Bill则反对紧缩政策,认为这为英国经济的复苏增加了人为障碍。我默默地观察两位好朋友的讨论,从他们身上学习思辨、实事求是和据理力争的良好实践。
在中学四年里,我参加了许多论文比赛,每次都丰富了我的知识。有段时间我对卡尔波普极为上头,连续阅读了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们》、《历史定论主义的贫困》、《猜想与反驳》,从他对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的论述,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里蕴含的线性历史和决定论的批判,进而了解他用“可证伪性”来定义科学。我写过一篇关于波普的论文,虽然名落孙山,但写的痛快。
我唯一一次论文拿奖是在2013年,当时University of Gloucestershire(真的没听过这个大学,但是感谢它举办论文比赛)出了三道论文题:
宗教在21世纪还有任何意义吗?
如果一个人说你无法确定地知道任何事情,你会如何回应?这可以证伪吗?
有任何没有例外的道德准则吗?如果有,为什么?如果没有,为什么?
我选了题目2作答。记忆模糊,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的观点,但记得自己引用了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的一个思想实验,论证知识的不可依赖性。我将获取知识比作临摹毕加索的作品。第一个临摹者可能画个八九不离十,第二个临摹者照着第一个人的画进行临摹,可能就已经和毕加索的原作差别不小,而到第十个临摹者的时候或许就差之千里,和原作毫无相似之处。我们获取知识有时也是这样,在经过了无数中间人的处理后,我们获取的知识与现实相差甚远,因此准确的知识是无法获得的。那时也没人教过我如何写哲学论文,我照猫画虎地写,居然能拿奖,让我很欣喜。
通过这些论文比赛,我开始接触当代哲学思想。我对哲学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阶段。最早,哲学等于孔孟之道。后来,哲学等于马克思主义。来了Concord之后,哲学等于西方经典和自由意志主义。而论文比赛让我读到了当今世界的哲学学者,比如Peter Singer。Singer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曾被称作是今天世界上最伟大、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在一次论文比赛上,我拿到了一个关于素食主义的题目,让我评论Singer的动物福利主义的观点。Singer认为素食主义是道德的,因为动物具有痛感,而任何具有痛感的生物都具有利益、应该被道德所考虑。今天的人类文明拒绝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各类歧视,也应该摆脱“物种主义”(speciesism)的歧视。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Singer将会成为我哲学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述了那次论文比赛的情况。逐渐地,我读到了更多Singer的作品,尤其是他关于全球贫困的观点。在他著名的论文《饥荒、富裕和道德》中,他认为富人有义务为穷人捐钱,并用“落水小孩”(The Drowning Child)的思想实验来论述这一点。Singer以提出具有争议的观点而著称,这些观点都往往基于一些看似简单、平常的原则,但却得出让人吃惊的结论。因为我们要在乎痛感,所以应该成为素食主义者。因为我们应该救下落水小孩,所以富人应该为穷人捐款,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不在这里展开具体观点了,但这些结论和论证让我印象深刻。我没有马上认同,但却无法停止思考,经常和朋友在餐桌上、宿舍里、下课后讨论。
逐渐地,我也到了准备大学申请的时候。很早我就想好了要学哲学,但纠结于究竟是申请剑桥大学的哲学专业,还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专业。从学校来讲,我更喜欢剑桥,地方宽敞,徐志摩的几句诗也让我觉得离剑桥更近一些。牛津显得古老、严肃,而且学院的面积普遍小,有点局促。不过最终我选择了牛津大学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专业。
在准备申请的过程里,我更加贪婪地了解哲学。我向学校的图书馆管理员Mrs.Williams老师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订阅Philosophy Now杂志,老师同意了。我看遍了各种哲学纪录片,尤其感兴趣维特根斯坦的人生经历。在12年级的暑假,我参与了一个剑桥的学术夏令营,系统地学习哲学和辩论,课余阅读着各种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密尔的《自由论》。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算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创世之作,书里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论证一系列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包括民主制度、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说实话,在读《自由论》的时候,我没有感到自己学到很多,甚至许多地方并不认同;这也让我意识到,其实自己已经积累了一些哲学功底,我已经开始对哲学家的观点有一些独立的见解。
哲学对我来说一直和政治有关,但也不尽然。我喜欢政治哲学,尤其爱读牛津大学教授Jonathan Wolff的《政治哲学导论》,看他如何描述国家的由来、权力的正当性、自由的价值和边界、资源分配的正义问题。这些都是我没想过的政治问题、视角。国家为什么要存在?什么样的权力才是合理的?自由是越多越好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政治的理解就是简单的政府vs人民;政府不断地试图扩张权力范围、入侵人们的自由,而人们需要时刻警惕并保卫自己的领地不受公权力的侵犯。我觉得这个视角仍然适用,但对政治哲学更加深入的学习让我看到更多的理论可能。
我也喜欢非政治的哲学。无论是关于个人的伦理问题 - 比如素食主义,还是关于知识论(什么是知识?我们如何获得知识?)、形而上学(“我”是什么?)、语言哲学(我们可以描述哪些事物?语言的边界在哪里?)、科学论(什么是科学?),这些和政治生活有至少一胳膊的距离,但我和别人讨论起来,也津津有味儿。对我来说,哲学问题几乎就像是做数学题,是个通过简单的原理进行逻辑推导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不是很在乎哲学问题本身的现实价值是什么,只是很想知道答案。而达到这种好奇心,已经让我和当初那个受国家的政治洗脑而一心马克思主义好的粉红何流判若两人。
这是《共同世界:我的哲学之路》系列的第一篇文章,讲到我的中学时光。我会在下一篇讲我的大学哲学学习,感兴趣的话,敬请期待!
我觉得在十几岁的时候能够认真地去接触很多思想,是非常棒的一件事。经历过高考,有的时候会在想这种制度是不是对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time lost(当然,它也锻炼了我很多其他方面的重要能力和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