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在即将踏入AI创业之际

I guess, after all, I’m still hopeful.

这周四，我的O1签证终于获批。三个月的忐忑申请与等待换来尘埃落定，我终于要踏入AI世界，开启新的探索。

说实话，从2023年来到斯坦福，到今天即将离开，这段时间里，我有一种深深的“退休感”。这不是说我很闲；恰恰相反，我其实一直很忙。做口述历史采访、筹款、参加研讨、读书、写东西、社交生活，等等，这一切都让我的繁忙如故。

这种深深的“退休感”来自于一种出世的游离状态。我曾经是公益组织创业者，每天拼了命希望改变中国，用尽全力想把组织做大做强。2022年的新冠封城彻底浇灭了我对公益创业的热心，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光靠治病救不了中国人（这点和鲁迅、孙中山有点不谋而合）。我心态仍然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我认为中国人有得救，只是我原本的方法错了。通过公民社会和公益慈善的渐进式改良路线终有其局限，我需要思考其他方式改变中国。

其实也是带着这种学习探索的心态，我来到了美国。疫情后，我原计划是去芝加哥读硕士，后面再转去读博士。谁知道在机缘巧合下，在胡佛研究院待了三年。本科读书时，我就有一种深深的“象牙塔”感，深知自己的知识宇宙与世隔绝，当时我拼命地想跑出去，所以去gap year，去旅行，夏天在国内实习，不想待在学校。一不小心，我在另一个象牙塔里待了三年。

在美国，我时常思考中国民主自由的路径究竟是什么？按照许成钢老师的话说，中国的共产极权体制是不可改革的。而革命的话，看起来在党国国安机器面前，国民形成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极低，偶尔有诸如白纸革命之类的突破性事件，也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原本的诉求到最终的余波，都离改变体制甚远。

如果内部力量无法形成气候，那靠外部力量是否可行？几年下来，我意识到：美国精英并不想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

我在美国时，时常向美国各类中国专家请教。他们有些是大教授，有些是退休的高官，或者拿过普利策奖的记者。除了几位政治活动人士，我几乎从未听过任何美国精英专家明确表示希望看到共产党下台。他们几乎都是朱镕基的好学生，总体上希望中国继续推进当初世界银行为中国设计的经济和治理改革路线，最终走向一个正常的独裁国家，但对政治变革表达不看好和不强烈倾向的态度。对许多人来说，共产党的专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共产党极权统治确保了中国的统一、稳定，它的精英总体来讲是与美国精英分享共同话语、可谈判和合作的，对美国政商两界来说，一党专制的中国是最好的安排。一旦中国分裂或者在民主政体下出现政治倾向偏移，对美国精英来说，局面更加棘手。

独裁政权的崩溃往往是在不可预测的时间发生，所以我不会绝对悲观；中国政体更迭的概率并非为零。但同时，如果国内的民主力量被压制、国外的精英又对中国民主事业没有兴趣，那这个事业就处在“奥佛顿之窗”（Overton Window）以外，无论我有多渴望，都暂不具备推动实质改变的潜力和条件。

当初本科毕业，我带着一腔热情，仿效者百年来无数归国学子，渴望用自己的所学所想，建设一个美丽中国。我以为通过公益之心和科学方法，我可以推动渐进的改良。虽然这不会触及体制，但至少也能打些有益的补丁。当我在数轮的新冠封城中彻底看清党国的极权本质，我意识到，任何补丁都是在为体制续命，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比如治病救人），但同时也内涵一种作恶；在无数轮的官方整顿和民间妥协之后，我眼里的“公益”也越来越多地从“公民社会事业”转变成了“统战事业”。内心失望溢于言表。但人也正是在反思和质疑中成长，所以我对这段经历仍然非常感谢。

站在2026年，我发现我的思想也处在新的节点了。曾经，独裁与民主、中国与美国，这都是我认为比天大的问题，是我值得倾尽一生去创造改变的地方。然而，当你身处在硅谷和AI时代的井喷期，你很难不被每天轰炸过来的信息而影响，一个比起独裁与民主更大的问题开始涌现，那就是人类与机器（或者说，人类与AGI）。这种冲击来自于多个维度。技术上，前沿大模型的能力日新月异，并且起点即将临近，可自我迭代的智能正在涌现之中。商业上，几乎每天你都能看到新公司以令人咋舌的估值完成融资，以及某家成立不久的AI公司在短期内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业绩表现。政治上，大模型和科技公司几乎成了美国政府背后真正的主人，他们左右着全世界的动向。

我想，每个关心世界的人此刻都在一定程度上思考和担忧着人类面对如此强大的机器智能的共同未来。原本长期存在的人类问题都还存在：经济不平等、环境污染、公共卫生、政治独裁，等等。在通用型人工智能面前，贯穿人类历史的问题即将成为科技奇点后的下游问题。问题仍然重要，可是成因和解法都将取决于科技本身。

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意见。有朋友认为，科技井喷的时代里，民主程序、法律、NGO、公民行动、自由媒体等等这些传统上社会和个人赖以对抗权力的手段变得更加重要。我尊重这个观点。可在严肃的现实面前，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正在衰竭的民主手段如何拯救个人。我们处在一个新力量诞生、旧秩序土崩瓦解的年代。旧秩序有无数的好，我很敬佩那些捍卫旧秩序的人，也希望这一切崩塌的慢一些。可旧秩序的崩塌有它的逻辑和惯性（或许就像福山所描述的“最后的人”一样，无聊和琐碎的民主自由生活并非是一种人类可以接受的终局）。

兜兜转转，也就来到了为什么在此刻选择加入AI创业公司。简单一句话，就是要用魔法打败魔法。AI时代之下，旧问题和新问题都需要用AI来解决。这是当下改变世界的真正抓手。无数行业都处在饱和和滑坡之下，AI领域正在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势力完成指数性的爆发。它在创造全新的阶层、权力、媒介、经济体，而基于AI的世界秩序也在重新诞生之中。此刻，任何对自由民主和改变世界有念想的人，都应该投身于仍处于无数变数之中的AI事业里，趁未来仍未定型，去留下自己的影响（当然，如果你热爱独裁和专制，我建议你不要去做AI；请对这个世界好一点。）

AI到来前，独裁者是我的世界里的坏人。AI到来后，坏人序列又增加了大模型公司。我不是说大模型公司天生作恶，但当AGI到来，大模型公司将掌握人类历史上都难以想象的权力。Anthropic、OpenAI和Google三家公司瓜分全球1/3的GDP的未来这并非危言耸听。而Anthropic虽然明确表示支持自由民主，可细看公司架构，七位创始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公司本身是妥妥的寡头独裁结构。如果未来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机构就是AI公司，而AI公司本身都是独裁结构，真正影响世界的决定都由这些个人作出，这些公司的内部政策实质上就是全球运行的基本原则，那去号召民主选举、民主程序、法院制约，除了完成一个程序上的过家家，实际的意义是什么？

靠魔法打败魔法，做创业公司是最明确的道路。目前公司还在隐形阶段，尚未发布，不能细谈内情。但无论你关心民主还是人类未来，你都有理由寻找和你价值吻合的创业公司，并支持他们成功。任何重大的社会改变都需要凝结实力，参与到AI井喷期的前沿创业公司，看起来是在践行价值观的同时积累实力最好的办法之一。

我对此后几年的事业抱有期待与愿景，新鲜的生活令人感到刺激。但我也极为惶恐和忐忑。我做过创业，可既非商业也非科技。我本人是文科出身，思考价值取向问题远多于技术操作问题。我渴望作出令人骄傲的贡献，可仍有许多要补的功课。

我心里沉寂了很久的那个想当英雄的小男孩，好像在2026年重新苏醒了。走出我的三年“退休”，我发现自己重新带着一股乐观与热情，相信自己能改变些什么，让世界变得更好一点。或许几年以后，我再回看今天，想法仍然有不少幼稚、天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我愿意接受今天的答案仍然极为不完美，也会尽量保持清醒与冷静，不被急功近利冲昏头脑，记得自己是谁。

从小我就是哈利波特的粉丝，读书时候又上了霍格沃茨（取景校），这让我很难不将自己代入到与伏地魔和魔法部的战斗当中。有人说，“屠龙者终成恶龙”，我从不认同。甘地、曼德拉、刘晓波、特蕾莎修女、林肯都未以恶龙而终，哈利波特也没有变成伏地魔。看了那么多反英雄电影，我还是相信哈利波特、孙悟空（西游记和龙珠）、超人、蝙蝠侠的故事；一个遍地哥谭的世界需要超级英雄。

我不一定要做那个超级英雄本人；超级英雄从来都是历史选择的，我未必是最合适的人。但至少与其为伍、救弱扶贫、抵抗强权，这总是没错的。问题的形状在变，可实质并不改变，那条心里的金线也仍在那里，供我自我评判。

按照今天的技术和商业迭代速度，三年后，一定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了。站在人生新旅途的大门之外，前路全然不清，纵身一跃的失重体验已经近在眼前。今天读到Rumi的诗句：

I am scrap wood thrown in your fire,

and quickly reduced to smoke.

“我如碎木被投入你的烈火，转瞬即逝，化为轻烟。”

现在我要纵身一跃了。是涅槃还是轻烟（抑或是共同发生），很快也要知晓了。

此刻又要引用哈维尔叔叔的名言：

Hope is not a feeling of certainty that everything ends well.

Hope is just a feeling that life and work have a meaning.

I guess, after all, I’m still hope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