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与黎安友
在国外能做的事不多,但至少为世界留下一些记忆,让未来的人更清楚地消化、处理属于这个国家的创伤,而不是任由创伤永远被搁置、忽略,历史的灾难不断重演。至少在今天、在纽约,还有一些人,记得。
走出旧金山的火车站,手机里传来高耀洁葬礼的纽约现场照片。肃穆的教堂中人头涌动,黎安友老师站在讲台上,送高耀洁老师最后一程。这位满头白发的81岁美国老爷爷与中国打交道了一辈子,用他的生命去书写、诉说,帮助地球对面、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们,以及那些如高耀洁老师这样已经来到美国流亡的英雄。
很遗憾,我无法到场送去我的祝福与思念。在旧金山的车站,我停下脚步,在Subway摊位边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纽约高耀洁追悼会现场的照片。很可惜今天有事,无法专程前往,托朋友带了束花以表哀思。这是现场的一些照片。
向黎安友Andrew Nathan老师致敬,他照看高耀洁15年,帮她打点一切需要英文的事务,从政府到保险公司、医院,以及如今的后事。自从Tiananmen Papers之后,黎老师就被打成了“境外势力”,禁止入境。而他代表的恰恰是最好的西方专家,有深切的对中国人的关怀,而不是什么东方主义的猎奇凝视。当然就像中国本身的悲剧一样,比如高耀洁,对中国人本身的关怀最终都让他们成为了政治的敌人,远走心灵的故乡。
在国外能做的事不多,但至少为世界留下一些记忆,让未来的人更清楚地消化、处理属于这个国家的创伤,而不是任由创伤永远被搁置、忽略,历史的灾难不断重演。至少在今天、在纽约,还有一些人,记得。”
写完后,我无法抑制眼泪。我哭了。外面下着雨,这种应景的天气让我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活在某个烂透了的“雨中哭泣”电影桥段里。我不知道这眼泪意味着什么。我并不认识高耀洁老师,又为什么会为一个如此遥远的人哭泣?
作为95后,我没有亲历九十年代和两千年初的时代,信息启蒙要在初中以后才逐渐发生。了解到高耀洁老师的事迹,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那是2020年,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新冠疫情刚发生,办公室要构思疫情策略。我收到任务,整理过往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案例,这让我接触到了90年代河南血灾的事情。本科时,我的同学南瓜曾向我介绍过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读后印象深刻。而这次工作中的调研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当年的河南血祸。
第二次接触到这个话题是在苏世民。当时,在新冠疫情的全球背景下,日内瓦大学邀请我为本科生讲一节中国的卫生慈善课。为了准备,我读了一本名为《Philanthropy For Health in China》的书,其中一个章节讲述了国际组织、公益组织、媒体和中国政府如何共同应对在中国不断爆发的艾滋病问题,又与那段时光产生了联系。
高老师和一诺是好朋友, 疫情中,一诺转发过高老师的线上分享活动。我虽然错过,但因此留意到她远走纽约这件事情。八十多岁的老人,因为向公众诉说真相、救人性命,就要被迫远走他乡,这给了我很大冲击。我被她的事业激励,又为她的遭遇感到不平。我记得后来有人去高老师在纽约的家中探望她,发现家里破旧简陋,高老师在纽约的生活艰难,更加深了我对高老师的敬意和中国政治现实的不满。八十多岁老人被迫为了使命而离开故土,为了讲述真相、维护个人的正直而放弃荣誉、地位、家,这在一向推崇“尊老爱幼”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显得格外的刺眼。那时我还在国内,但冥冥之中,似乎内心也在预备着自己有一天也要向高老师一般远走他乡,虽然三步一回头,但仍要离开。
十几年来,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Andrew Nathan)都在帮助高耀洁老师在美国的起居生活。高老师的语言不通,黎老师是她和美国社会的桥梁,事无巨细,医保、政府福利,黎老师都在帮忙打理。黎老师是1943年生人,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开始研究中国,师从费正清,是美国的顶级中国专家。
显然,黎老师和高老师身上有许多不同点,无论是国籍、肤色、文化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经历,等等。但他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生命尺度都横跨二战与今天,一同经历了世界在过去八十年中的大变迁。他们都对中国抱有深刻的热忱,并将一生献给了中国事业。他们都对中国人本身给予了极大的关怀。高老师为艾滋病人奔走,而黎老师则常年支持中国的人权人士,多年来,他协助无数中国的异见人士在海外安家,为他们提供必要帮助,延续中国人为理想、正义和自由而拼搏的火种。
同时,他们也都是难归故土的中间人。高老师八十多岁的高龄离开河南,来到纽约,保护她的历史资料。黎老师虽然不出生于中国,但本科时就学习汉语,与中国打交道六十年、一辈子,远长过你我。在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他与林培瑞老师(Perry Link)编辑出版了《天安门文件》(Tiananmen Papers),曝光了当时党内高层的内部通讯,轰动一时,但二人也从此被中国禁止入境。虽然中国政府内有他的同情者,但没有上级的指令,都不敢给他颁发签证。他与中国的土地自此绝缘二十余年,就像回到冷战时代、他最初在哈佛读书时一般,透过远方的迷雾来参与中国。
故土、他乡,从来都是含义丰富的词语。这并不仅仅指代着自己出生的地方,也是自己精神的归属。在高老师和黎老师的相遇中,我看到了两位中间者、异乡人的聚首。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奇怪,毕竟黎老师出生之地就是哥伦比亚校医院,他在哥伦比亚任教五十年,可以说他就在自己的故乡。但中国于他,应该也早已不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一块与他相伴六十年的土地,又何尝不是一种故乡了。
高老师和黎老师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既是超越国界的,也是被国界所定义的。高老师虽然关注中国,但在全球防控艾滋的事业上写下了关于勇气和正直的一笔。而黎老师虽然是美国人,为了属于中国人的自由和正义通过他的方式付出了一生和相应的代价。当然,我想他本人会说,如同高老师这般勇敢的中国人付出的代价比他大得多,他虽然拿不到签证、会被政治力量骚扰,但毕竟有一本美国护照和白人男性身份保护。而中国的人权人士许多人要经历牢狱之灾、社会迫害、家庭破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我想这是事实;对黎老师的承认与肯定不应该反向挤压、磨灭那些人权人士的功绩与付出。但在英美的中国圈中,又有多少黎安友?
外国人对中国的关注从来充满着凝视。那里是猎奇之地、金钱之地、权力之地,是一切都不同的他方。一代代的外国中国观察者被中国神秘而无法揭穿的面纱吸引,从远方窥视,却又因为种种政治原因无法接近。即使在外国汉学家的群体中,无数人带着本国的问题意识,盲目地把中国作为方法,来寻求答案。在文革中,一代美国专家受到反越战运动的影响,痛恨美国政府,并把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毛泽东是世界的救星。这些美国左派反抗本国政府,所以把敌人的敌人当作朋友,许多人精读列宁和毛选,并想象中国拥有答案。正当他们撰写文章称赞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要求美国政府加以学习时,却并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举世罕见的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现实更是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最终,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专家一拥而入,但投机者也随之而来。无数人又只是将“中国经验”视作职业生涯的一个短暂跳板,镀金之后,另谋高就。而那些留在中国的,又以利益为重。外国企业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增加利润。新自由主义有着民主化的旗号,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曾经相信,更自由的市场和开放会让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他们一边赞成自由、一边反对自由,却并不质疑新自由主义会给中国带来民主与自由。可惜的是,在这样的思想惯性掩盖了每天都发生在水面之下的合谋,无论是企业还是学者、政客,他们在“融入”、“理解”中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了现实的合谋者。
保持清醒是容易的,许多人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不公、可憎。尤其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了解信息只是手指尖点几下的事情。但愿意挺身而出、身体力行,这是极少的。而愿意付出代价、挺身而出的人,无论他们是谁、在哪里,都值得尊敬。
在海外,为中国的发展出力是困难的。但同样,在国内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也是困难的。面对政治局势的继续收紧、社会和媒体力量的持续高压、体制内部斗争激烈,任何有理想的中国人面临的风险都愈发高昂,能发挥作用的空间无法与往日比拟。在海外至少还能做一件事,就是保留记忆。高老师出国以后,有大量的国内人士慕名前来拜访,许多人都在支持着她的生活。高老师的精神遗产在出国之后得到了延续,如果她今天仍在国内,或许我们早已听不到她的声音。她的葬礼上聚集了上百位慕名前来的人,送她最后一程。我们都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感情,这不只是对一个民族国家,更是对一个文明。文明是超越国界与土地的,它无需局限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内。我们所到之处,即是文明。
我们生活在牛鬼蛇神辈出的时代,系统的底层逻辑在被篡改。政治极化、仇恨情绪、独裁抬头,这是全球现象、共同主题,但各地各有成因。而每当我看到又一位巨星陨落、好人离去,也不免联想到现实的悲凉,新一代的青黄不接。环顾四周,或许知道“高耀洁”的人都是少数,而以高老师为榜样、一生致力于真理和自由的人,那就更少了。精致利己主义不知从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代青年的主流。找工作、申请学校、拿身份、赚大钱,这些是最热门的主题,社会正义、参与公益都成了利己的工具,变成了有助申请英美名校的手段,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行动。公务员考试和国企岗位越是竞争激烈,就越说明了社会的慌不择食。虽然许多行为都被冠以“被迫”之名,但现实中,我们其实总有选择,总能多做一点,有无数如高老师这样的前人为榜样,指引方向。然而当他们离去,我们不免又被提醒:世界离理想又遥远了一步,能够为社会正义努力的人又少了一位。
我好像很受不了这样的告别,那种世界离理想又遥远了一些的无力,内心有块软肉被重拳一击。对我来说,高老师是艾滋斗士、中间者、流亡者,也是一座指引我们驶向前方的灯塔。这座灯塔终于燃尽,它的存在从此停于精神。每个人都终将与世界告别。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理想从来都是无法企及的,它高远、完美、乌托邦。在实现理想的路上,堆满了失败与不满,这几乎就是“追逐理想”的定义。我们每个人也只是在这场人类文明历程的接力赛中,被前人鼓舞,接过接力棒,不掉棒地再跑上一程。所以,或许也是时候停止抱怨,适度怀念。高老师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她的一生,她已经做的足够了。剩下的,就看我们自己了。
在旧金山的大雨中,我看到一辆蓝色特斯拉在等我。今天下午,我要采访另一位美国的中国专家,也八十多岁了,黎安友老师的哈佛同学。我坐上了车,跟他说,“今天是高耀洁的葬礼,你的朋友Andy帮忙组织的。”专家回我,“太好了。我知道Andy一直在照顾她。”我问他是否和高耀洁有过交集,他说很可惜,不多。
汽车沿着伯克利后山路往上开。我稳定好了情绪,准备好今天的对话。
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还在想要去墓园看看高老师
一大早看到心情沉重😢你真的很棒,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