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看政治和哲学的冲突
这只是阿伦特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古希腊哲学观察哲学和政治的冲突。读完这章,我能看到两者的冲突,但并不悲观。我认为是有解的,这不容易,但路就在那里。更好的政治需要更好的哲学。更好的哲学也需要更好的政治,这样,苏格拉底才会免于一死。
哲学是对于真相的探索,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英文中的“philosophy”原意便是“对知识的热爱”,而哲学家所追求的是对现实的理解、获得知识。一名伟大的哲学家是知道真相的人,而一份伟大的哲学作品是一份能够清楚描述真相的作品。
政治是对群体的治理,它的应用对象是一个社群(community)。一个社群的首要目标是成员的共处,无论成员是熟人、朋友、爱人,还是陌生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团结社群,让一个群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
一个热爱真相,一个热爱群体。哲学和政治两者矛盾吗?
最近在读阿伦特的《政治的承诺》(The Promise of Politics),书中审视了政治和哲学的冲突。至少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政、哲是矛盾的,而这可以从苏格拉底之死讲起。
苏格拉底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常被看作是西方思想的开创者。他的许多观点被学生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的思考。然而伟大的人似乎总有伟大的终结。他因为不相信神的存在,被雅典国会以“不虔诚”和“腐蚀青年思想”为由起诉,并最终以280票比220票的结论对他施以死刑。他原有机会逃跑,但选择留下并接受政治的判决。于是,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者之一在狱中服下毒药,造就了世界思想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死亡。
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的死说明了政治和哲学难以调和的矛盾。哲学在乎的是真相,和政治强调的是立场(doxa)。政客的方法是演讲,用诡辩的方式寻求说服他人。古希腊人甚至认为以演讲的方式实施政治,这是文明的表现;这说明古希腊不再是以暴制暴的国家,冲突可以以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然而在柏拉图看来,以演讲的技巧来向国民灌输立场,这不过是暴力的另一种形式。
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尝试用哲学的方式与政治互动,采取“苏格拉底式”方法。听起来有些玄学,其实就是用对话作为方法。苏格拉底很少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讲,他做哲学的方法是和对方展开讨论,他用问询的方式辨析观点的正确性和逻辑性,让发言者自己意识到其意见的荒谬,并进行修正和提高。他广泛地和雅典的青年、精英、政客、学者展开对话,在问题中帮对方找到自己的立场。这是与政治说服极为不同的方法,它用理性颠覆着普通人们未经审视的偏见。但也正因如此,他最终被审判入狱。哲学不仅没有说服政治去保护苏格拉底,反而造成了他的死刑。在柏拉图看来,这说明政治与哲学两者本质上并不兼容,而它的来源就是其方法论的冲突。一个讲立场,一个讲真相。一个讲说服,一个讲辩证。一个讲暴力,一个讲道理。这是两种游戏。
从苏格拉底死的一刻起,哲学和政治的关系就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就牢牢根植在苏格拉底的问询方法中。以两方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来到更高的结论,这是苏格拉底的特长。它区别于演讲,哲学不是立场的决斗,而是对真相的探索。苏格拉底甚至把哲学家的辩证工作描述成“接生婆”(midwifery);哲学家的使命是和每个人的立场对话,帮助大家从立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但是,政治为什么不能容忍真相?
因为政治的起点不是真相,是友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谊是对话的前提,而苏格拉底搞反了顺序,尝试用对话构建友谊。但人们只有在成为朋友之后,才会开始发自内心地倾听和理解彼此,从彼此的视角出发、看到彼此的分歧,并寻找共同的认识,解决分歧。友谊是让社群走在一起的纽带,政治就建立在友谊之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看到极其多元的立场,在其中找寻共识并和不同的人成为朋友。
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哲学当作是政治的起点。政治的起点是群体,群体的起点是个体,而这恰恰就是哲学工作的范围。一个做哲学的人往往是孤独的,这不总是因为他们性格怪癖,而是因为对于真相的探索首先要求你与自己和解,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哲学家的第一失败是自我矛盾,所以柏拉图说“我宁愿反对整个世界,也不愿与自己为敌。”在阿伦特看来,这句话所表达的观点标志着伦理学的诞生;人的良心便落在对自己内心的尊重。这也是哲学家的任务。在一个社会里,你不去杀人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是这不符合你的内心;你不会想在内心住着一个杀人犯,伴随着你每分每秒的生活。
然而在政治生活里,人鲜有独处的机会。我们的社会天然带来了它的网络。无论是和同事还是家人、朋友、陌生人、外国人,这些关系有着理性之外的影响力。在阿伦特看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比如一个极权社会中,哲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时刻在政治机器的操控之下,在恐惧和惩罚中作出回应,因此人没有条件独处并与自我展开对话,也因此无法发现自己的良心并采取行动。
在这种环境下,哪怕存在一些例外的人,他们找到了独处的空间、可以做出真正的哲学,或许也无济于事。阿伦特举了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来展示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在洞穴之喻中,哲学家经历了三次转身。第一次是在洞穴中转过身来,从面对墙壁变成面对火炬,明白了自己一生之前看到的都是幻想而已。第二次转身是从洞内来到洞外,意识到原来有更广阔的蓝天、高山、森林,洞穴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哲学家的第三次转身则是回到洞穴里告知洞穴里的其他人。他向他们描述着现实世界,却被当成疯子。对于一生都面对岩壁的人们来说,哲学家的描述是全然的谬论,与他们的常识差之千里。哲学家的每个观察都颠覆着现有的认知,洞穴中的人甚至都无从下手去理解哲学家的想法。而这也造就政治的无知事实。无论哲学再努力,它帮不到政治。
除非有一种政治体制,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主宰政治。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反对民主制度,宣扬应该让掌握真理的哲学家统治社会,只有这样,政治才能与哲学统一,让一个社会的立场回归真相。在这里,我们看到西方文明在雅典这个民主的乌托邦里,产生了最具极权意味的思想。历史上没有国家认真地去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但我们仍然可以追问:政治统治哲学是暴政,那哲学统治政治就不是了吗?
真理具有某种客观性。它就是一个关于现实的事实,是世界的客观规律和现象。人的意志无法改变水在一标准大气压下的沸点,这是物理世界的真理。因此,被真理统治的政治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柏拉图的理论中,真理具有某种超脱于人的特质,因此真理的统治便是超脱于人的统治;只有知行合一、良心发现的哲学家可以做到这点。
然而,阿伦特在这里指出柏拉图的漏洞。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展示了一个哲学家在看到真相后的无能为力,但却并没有告诉我们哲学家最初为什么第一次转身、张望身后的火炬。在阿伦特看来,这点极为重要,因为它预示着哲学的起点。柏拉图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到,“哲学除了好奇(wonder)没有别的起点。”这种好奇让哲学家开始他们的思考,选择转身、四处张望,寻找答案。在好奇的状态里,我们问着一个个新鲜的问题,寻找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最终陷入一种无语的状态(speechlessness)。然而,政治离不开语言(speech)。如果哲学的终点是无语,那哲学的终点便不是政治;哲学因此无法做政治的起点。而正是因为政治永远无法遵从哲学,政治是件不道德的事业,真相和常识都是政治的敌人。
因此,阿伦特对苏格拉底的结论是,如果哲学要成为政治的起点,那么哲学的好奇的对象必须是政治社群(community)本身。政治的哲学要寻找关于社群的真相,并尝试以此作为起点,构建政治。
我从阿伦特的分析中学到许多,让我看到许多古希腊哲学家面临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仍然有明显的症状。比如说服与辨证的区别。说服是一个竞技游戏,是对观点的强加。而辩证是一场对话,终点不是输赢、灌输与服从,而是在相对的立场中通过对话找到平衡,从而寻求真相。我甚至在辩证的方法中看到了播客兴起的哲学内涵。这都是某种苏格拉底式方法的重现。显然,对话的方法是有局限的;它没能拯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但基于对话和辩证的政治,或许是更好的政治?看着一个个像极了角斗场的民主议会,听着政客们相互据理力争,每周上演着对决般的辩论。他们的政治表演带有理性的外表;毕竟,辩论仍然需要在理性的框架下进行。但行使着诡辩的实质。如果真的用对话进行政治,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而友谊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让我看到友谊这件看似私人的事情,有着深远的政治含义。这让我思考:要改革政治,是否应该先改革友谊?或许政治的问题恰恰就是人不懂得如何交朋友。太多时候,我们用荷尔蒙交朋友。两个人看着顺眼、性格投缘,就可以成为朋友。但或许我们应该用价值、反思、观点结交朋友。哲学家不是天生的统治者,我们或许不应该用哲学统治政治,但应该用哲学结交朋友。这样的友谊将是超越部落情感的关系,而靠哲学的友情交织形成的社群,才是一个哲学的政治的基础。在友情中,我看到了哲学的政治意义。
这只是阿伦特这本书的第一章,从古希腊哲学观察哲学和政治的冲突。读完这章,我能看到两者的冲突,但并不悲观。我认为是有解的,这不容易,但路就在那里。更好的政治需要更好的哲学。更好的哲学也需要更好的政治,这样,苏格拉底才会免于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