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对我意味着什么？

即使从未到达，但爱尔兰在我心里已经有了很立体的形象

坐在即将降落在都柏林的飞机上，写下这些文字。

我记不起我第一次听到“爱尔兰”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但肯定是很小的时候了。应该是小学，那时我刚开始看足球，尤其喜欢英格兰。我还分不清英国和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的关系，也想当然地曾经以为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足球迷，看足球是我认识一个国家的主要方式。爱尔兰的球星乔治贝斯特是足球界的传奇，只是很遗憾，我没机会看到他踢球，当年爱尔兰队长罗比基恩在利物浦的雄风我倒是在电视机上享受了几年。对爱尔兰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预选赛上，爱尔兰和法国踢附加赛，120分钟比赛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的亨利突然上演“上帝之手”，在停球时轻轻用左手一扶，然后抬腿便射，球应声入网。那时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主裁判将球算进。就这样，在一场冤案之中，法国惊险过关，爱尔兰被淘汰了。

除了足球，音乐也是爱尔兰的标签。Ed Sheeran的一首Galway Girl（Youtube居然有5.8亿点击量）令人神往，以至于这次去爱尔兰，我准备专门去一次Galway。爱尔兰的音乐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纯净美好的感觉，洗涤着都市和喧嚣中匆匆而过的人们的灵魂。这或许和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爱尔兰维度较高，但因为面朝大西洋，正好收到大西洋暖流的眷顾，温度不算太冷，潮湿多雨。可能是有点远离大陆文明的缘故让它有一分与世无争的潇洒。它如边缘一般地凝视着欧洲，而欧洲也如是它的边缘一般凝视回来。

爱尔兰的文学自然是另一个出名的地方。我还记得高中的时候附庸风雅，买James Joyce的Ulysses来读。翻开这本书的一刻推翻了所有我对英语的理解，我发现自己其实完全不会英语，因为根本没法读。我以为是自己的水平过低，上网一搜发现英国人也读不懂，这是一本奇书，我就放心了。这本书至今还摆在家里的书架上，我想有朝一日，在死之前，我一定会读懂它的。

这次是借朋友Niamh婚礼的契机去爱尔兰。她是若含的硕士同学，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记者。她自出生就患有弗里德里希共济失调症（Friedreich’s ataxia），这是一种几万人里出一例的遗传罕见病，症状是神经系统衰弱导致的肌无力、言语困难和心脏病，大概在青春期发病，长期坐轮椅，并且肌肉会随着年龄增大而萎缩，还有许多并发症。我第一次见到Niamh时，是在阿姆的宿舍楼里，她坐着轮椅、推着自己，跟我们笑着打招呼，那股热情的能量是在许多身体健康的人身上都少有的。和她聊天，她讲着她很想去许多地方，可惜身体不方便，所以很爱问我旅行的见闻。她的男朋友Andy（马上要成老公了）在她一旁陪着她，我们在她房间里聊天。我心里想着，Niamh可能很难活到40岁，这一对情侣就要数着日子地对待他们拥有的余下的日子，老天有点太狠毒了一点。不过看着他们热情洋溢的样子，有那么一刻我好像忘了她的罕见病的存在。Niamh一直在为罕见病人发声，参加过许多采访，也写过文章。她正在记者、政治、社会运动的路上探索，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让人们更加了解罕见病人的处境，并推动更加包容的国家政策。

除了Niamh之外，另一个对我很有影响的爱尔兰人是我牛津本科的第一个老师，Damien Storey。他是牛津古典哲学博士，专门研究柏拉图的理想国，本科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Damien留着大胡子、卷发，上他的哲学课、坐在牛津庄严肃穆的教学楼里、聊着各种哲学理念，不经意间真的有点像被扔到了古希腊的学园（academy）之中，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叔们辩论。当他一张嘴、操着一口爱尔兰味儿英语，古希腊就突然被拉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爱尔兰，严肃认真的哲学甚至俏皮了起来。我至今忘不了在一节哲学tutorial上，我们聊到什么是知识、人如何拥有知识，Damien说他对很多东西都不确定，甚至认为自己完全不知道；但对一小部分事情，他比一般人都要确信。我记得他是一个罗尔斯主义者，我想他讲的应该就是他的道德观点吧。在写论文时，Damien常说不要太有野心，‘make a small point well’，而不是‘make a big point badly’。以及，很多时候创新不止是讲新的观点；如果能把一个老的观点讲得更好、更简单清晰有理，这也是创新。

Damien除了做古典哲学还是个摄影爱好者，Instagram上常发他的胶片摄影。我本科大一的时候并不是个好学生，但Damien是个好老师，我记得在我希望离开牛津去gap year的时候，他表达出了理解和支持。在牛津这样一个古板、循规蹈矩的地方，老师愿意支持学生去自由地探索自己，这不是个常见的事，我至今非常感激。后来他离开了牛津，去土耳其研究哲学。看起来他比在牛津开心许多。不过也难怪，从都柏林到牛津，这都是阴雨绵绵的地方，心情难免压抑。土耳其爱琴海的阳光离古典世界的神明更近，更适合Damien。

不知不觉，爱尔兰这个地方跟我也有了不少交集，这是我在开始写下这篇Newsletter之前没意识到的。即使从未到达，但爱尔兰在我心里已经有了很立体的形象。

在生活中，这只言片语的对爱尔兰的印象主要是纯真和美好的。不过似乎世界总是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创伤时常在一些看似和平的地方发生，暗流涌动。回看爱尔兰历史，那是波涛汹涌的故事。高中时学冷战史，曾经接触到爱尔兰共和军（IRA）的故事。IRA是一个以爱尔兰统一、反对英国殖民为使命的民兵武装力量，要求北爱尔兰回归爱尔兰。他们长期以暗杀和袭击政客为主要手段，被英国人称为恐怖分子。在1984年，英国政党保守党在布莱顿召开党代会之际，IRA对撒切尔夫人及其政府内阁成员、保守党党员们展开了一场空前的炸弹袭击，直接炸死五人，其中包括保守党副党鞭，撒切尔夫人差点丧命。这在英国轰动一时，IRA通过暴力的方式逼迫英国民众重视北爱尔兰的主权问题，让英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

1984年，IRA袭击正举办保守党年会的布莱顿大酒店

旅行是很好的借口，去了解一个远方、陌生的地方。过去我一直听说IRA，但只是作为英国历史的一个注脚存在。这周我又多做了一些研究，为这段历史感到震惊。要理解IRA需要首先理解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与爱尔兰一直都有着紧张的关系，这主要来自英国对爱尔兰屡次的入侵和殖民。

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从12世纪就已经开始。到了16世纪，英国在爱尔兰实施“种植园”政策（plantation），说白了就是一场土改，将土地从爱尔兰人手里抢走，分配给英国人，以此实现对爱尔兰的控制。这自然引起了爱尔兰原住民的反对，Desmond Uprising是16世纪最有名的一场反抗运动，以及英国人严酷的后续镇压。针对爱尔兰北部顽固不化的爱尔兰本土派、天主教徒，英国人采取了斩草除根式的社会工程。他们首先通过强征暴敛，向爱尔兰农民强行征收玉米等农作物，摧毁了当地经济，甚至不惜引发一场大饥荒，造成4.8万人死亡；这几乎是当时爱尔兰人口的1/10，可见现实之血腥残酷。在摧毁了北爱尔兰的经济和社会之后，英国人调来了成批的英国投资人、士兵、商人和官员来接管爱尔兰人的土地（英式发展兵团？），照搬英式的村庄规划、规则，在北爱尔兰重建了英国乡村。原本是天主教和爱尔兰人主导的北爱尔兰就这样硬生生地通过文化、经济和政治种族清洗的方式，被从一个最反英的地区变成了一个最亲英、遵循新教的地区。北爱尔兰甚至有一个郡就叫做“伦敦港”（Londonderry），聚集着从伦敦前来的商人，可见当时社会改造的力度。

爱尔兰原住民和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就这样一波波地开始了。到了17世纪，当年的英国移民逐渐也成了爱尔兰人。在英国光荣革命期间，英国移民和原住民曾经成立联合军（Confederates），他们仍然效忠于英国王室，但希望寻求自治。联合军曾经一度占据上风，不过日后被赢得了光荣革命的克伦威尔将军击败，英国再次收复爱尔兰。同样的套路又一次上演，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人又一次发动了爱尔兰土改，大批英国移民前往爱尔兰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暴力夺取土地。

到了18世纪，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发生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对爱尔兰有深远的影响。美国当时有13个英国殖民地，他们的起义让爱尔兰看到了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当时许多爱尔兰人认为自己的处境和美国类似，都被英国占领，因此格外同情美国大革命。由于不信任爱尔兰天主教徒，英军当时明令禁止军队雇佣天主教徒，这让英军损失了一个重要的士兵来源。而在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自发组成了志愿军（Volunteers），目的是抵抗外国（名义上是法国）入侵。

19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海岛对岸的英格兰再次加快了英国大一统的脚步。这一次，伦敦颁布了“统一法案”（Act of Union），将爱尔兰正式纳入英国版图，不再以单独的王国存在。英国将在爱尔兰进行民主选举，所有议员将在伦敦代表爱尔兰参政议政。作为妥协，伦敦同意天主教徒参选。这当然引发了新一轮的双方割据。

19世纪最有名的历史事件、也是可能爱尔兰少有的写进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就是所谓“土豆饥荒”（Potato Famine）。这也是我对爱尔兰最感兴趣的一点。这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饥荒，据粗略估算，直接将爱尔兰人口短短五年间从850万人减少到了650万人，爱尔兰人口到今天都还没恢复到当时的水平。这场饥荒影响了日后爱尔兰的方方面面，从革命、对英关系到大移民，它的影响不可低估。当时爱尔兰的农产品有1/3是土豆，因为土豆营养均衡、种植简单，可以养活大量的人口。饥荒的导火索是一种名叫“致毒异酶”（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病，在欧洲大量传播，包括爱尔兰。病毒的传播造成了大量的土豆坏死，食物产量急剧下降。

然而，正当爱尔兰面临紧迫的粮食危机，已经将爱尔兰纳入版图的英国政府却在此时选择将它区别对待，认为爱尔兰应该为自己负责。在饥荒爆发的前夕，英国政府不仅将爱尔兰饥荒怪罪到爱尔兰文化和社会习俗落后的头上，甚至关闭了食物救助站，而且加大了粮食对不列颠岛的出口。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增加了军事维稳的预算，驻爱尔兰士兵数从1843年的15000人增长到了1849年的29500人。在饥荒期间，爱尔兰军费达到了1400万英镑，而饥荒援助的预算也只有900万英镑。经济学家Amartya Sen曾经在《贫穷和饥荒》中提出，纵观历史，大饥荒的发生与粮食产量无关，饥荒是粮食分配所决定的，而且往往是因为一个地方缺乏民主导致当地人的利益被独裁者和殖民者无视，他们为了榨取资源和自身利益不惜引发社会动荡，最终酿成惨剧。在爱尔兰，一百万饿死的人里面主要来自西部贫困人口，而东部、城市里有土地的士绅阶级受到影响并不大。爱尔兰当时不仅有殖民主义，政治上听命于山高皇帝远的伦敦；即使在爱尔兰本地也只有有产阶级可以参与政治。对于大饥荒，中国自然就更不陌生了。与中国的大饥荒年间上演的惨剧相比，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问起各种曲直，倒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题外话：我希望为大家链接一个我曾经听过的讲座，这是一套共和国历史讲座，强烈推荐。但我在搜索时发现，Google算法似乎已经被共产党宣传部门重点优化过，在搜索时居然跳出来的不是Youtube视频，而是央视网和学习强国的内容。）

土豆饥荒带来了一场大迁徙，在100万饿死的爱尔兰人之外，还有近100万爱尔兰人移民别处，主要是去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有一些参军，协助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光纽约就在1845到1855年期间收纳了90万爱尔兰移民，直接让纽约的爱尔兰出生的人数超过了都柏林。虽然最早主要是廉价劳工，但随着社会参与程度加深，在日后的美国爱尔兰人成为了一股新力量，在民主党内很有影响力。

19世纪之交的统一法案显然没有解决爱尔兰问题。到了20世纪，爱尔兰本土派再次向英国殖民者发起反击。不过这一次，事情的源起来自北爱尔兰的新教徒。这时的北爱尔兰居民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英国化政策后，已经是英国统一的支持者。由于他们依附于英国经济，且是身为宗教少数的新教徒，所以尤其反对爱尔兰自治（home rule），因为那样他们可能会遭受天主教徒的严酷对待。爱尔兰正式开始了分裂时代。北爱尔兰成立了Ulster Unionist Council，维护英国的大一统；南部相对应地成立了志愿军，维护爱尔兰的大一统。一战的到来让两方暂时消停、一致对外（是不是像极了某国共两党？），但内战的种子已经埋下。当一战结束，主张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新芬党（ Sinn Fein）赢得了大选中70%的席位，可谓横扫了战后的爱尔兰。他们拒绝前往伦敦任职，而选择在爱尔兰成立单独的议会，自议朝政，并宣布爱尔兰独立。同时期，IRA诞生，创始成员来自当年的志愿军。他们开始了长期的基于游击战战略的袭击，通过暗杀政客来获得广泛关注。

在多方妥协之下， 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成立，爱尔兰继续作为英联邦国家而存在，但拥有自己的主权。这是多方都不满意的结果。北爱尔兰立即宣布脱离爱尔兰自由邦、加入英国。对新芬党来说，他们寻求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继续接受英皇领导的英联邦国家。而对英国来说，他们损失了一大块领土。爱尔兰要等到1937年才成立总统制、1948年才正式摆脱英皇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而北爱尔兰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则要等到下一个世纪之交的1998年才会有新的突破。最近我看了一个关于IRA历史的纪录片，片中结合了IRA和北爱尔兰新教徒的视角讲述历史，推荐给你。

即使到今天，北爱尔兰的矛盾仍在继续。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市中心，仍然有一堵长长的铁墙区隔着天主教和新教社区，避免发生冲突暴乱。而随着英国脱欧，原本从1998年开始践行的模糊政策（“一爱各表”），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脱欧意味着英国退出欧盟的自贸区，欧盟要与英国有明确的国界区隔。然而，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国界线，正是IRA反抗了大半个世纪的东西。一旦画上国界线，北爱尔兰就实质上独立于爱尔兰，这是新芬党不可接受的。然而，如果不画线，英国就无法实质意义上脱欧。目前英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温莎框架”，准备将和欧盟的国界线画在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之间。这让北爱尔兰留在了欧盟自贸区内，但代价则是与不列颠岛本土的贸易将变得更加复杂。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暴力之后，爱尔兰人们都渴望和平，不再希望让冲突在社会上蔓延。

然而和平从来都处于微妙的平衡，关于爱尔兰统一、英国统一、IRA的故事，也还在继续。这不，今天临出发，都柏林又发生了一场暴动。这次是都柏林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造成三位女童和一位母亲受伤。爱尔兰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在网上散布谣言，宣称这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的暴行，并上街进行暴力破坏和抢劫，表达自己反对移民的不满。回想一个世纪以前爱尔兰的爱国者们为了民族独立而作出的牺牲和努力，同样是民族主义，解放和压迫只在一线之间，甚至这条线都时常血肉模糊、并不清晰。暴力从来都离理想很远、离生活很近。

推荐书目：

John Ginny, 2017, A Short History of Ireland 1500-20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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